他们认为，如果只是实验室制备，国内已经有相关技术了，别说三英寸，就是六英寸也研究出了一些眉目。国内差就差在大规模制备技术上：厂房如何建设、设备如何制造、具体的工艺流程，这些才是国内的弱项。
郭逸铭提出只是建一个实验室，令市委市府方面大为失望。
他们努力地做他的工作，循循善诱地劝他说服公司，在国内建立一个标准的硅晶圆制备工厂，并大拍胸口，表示一定会给予最优惠条件。
这把郭逸铭乐坏了。
他装作很为难地样子，向中方谈判小组透露了一个“公司绝密消息”：公司刚刚研制出几项硅晶圆制备技术，取得了技术专利，正在美国寻找风险投资商，获得风险投资，不过风投公司要价太高，公司方面并不满意。
中方谈判小组一听大喜，经过市委市府研究，决定采用专利抵押方式，将公司拥有的热屏、隔热耐腐涂料专利抵押给政府，由政府无偿帮助西部计算机公司进行厂房建设，投产后再以晶圆棒按国际价格抵价归还。
唯一的交换条件，就是合资建厂、技术转让。
这可是个喜出望外的消息。
大方向一致，他以为很快就可以谈成。可双方接下来的谈判，还是让他有精疲力尽之感，在合资股份上，在企业管理上，在职工工资上，双方都出现了严重分歧。
刚对外开放，国家对外部世界充满了警惕，极力维护国家制度不受影响，对投资比例有着严格的规定，规定外商投资比例不得超过企业总投资的百分之五十。
企业内必须成立党支部，由书记对企业进行管理，企业人事权完全掌握在书记手中，西部计算机公司只能以董事会的名义参与管理。
企业内不得实行差额工资，也就说必须按照国内工资制定水平，按照等级工资发放，做到所有工人同工同酬，一碗水端平。
这些要求，郭逸铭绝对不会答应。
股份比例只有百分之四十九，他就不是以企业决策者身份出现，只是一个股东。无法掌握的企业，拿来有何用？企业人事权更是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没有人事权，就谈不上对企业的管理。财权也是同理，是企业对职工进行管理的最有效手段。
股份、人事权、财权都不由己，这样的合资企业还不如不要！
他很失望，非常失望。不是为了帮助国家发展，他何必回国，美国的创业环境比国内好得多！来之前，他也作了一些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竟然有如此大的落差。他的热情迅速退却。真把他逼急了，他干脆回美国，找风险投资公司申请风投，哪怕成功后同样有被逼稀释股份、赶出企业的可能，至少赚到了第一桶金，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问题。
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从三月一直纠缠到七月，四个月的时间也没有获得丝毫突破。郭逸铭软磨硬泡，也没有换来对方退让。在这个时代，企业股份不单单是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是国家的底线，对方同样也不可能退让。
失望之余，郭逸铭做出了打道回府的决定。几个月时间，宾馆住宿几乎把他的积蓄给花个精光，再拖下去，他恐怕连回美国的钱都没了。在最后一次谈判中，在对方作出的情况解释时，他讥讽地说道：“既然说实行西方式企业管理，是对工人的剥削。那我们不开工厂，搞一个研究所总行了吧？研究所可是科研单位，不是生产企业，是为了科技发展进行科学研究的机构，这总不涉及到剥削了吧？研究所内有一个试验车间，对研究成果进行验证，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吧？如果这样都不行，那我们就回美国了，这个谈判也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
谁料想他这随口一说，倒成了神来之笔，对方也被漫长的谈判弄得疲惫不堪，闻听顿时一愣，随即便“咦”了一声，一拍桌面：“好主意！”
中方谈判组立即将情况上报，上面的热情也被这场谈判拖没了。市委方面对这几项技术也是求之若渴，一听用研究所来作为掩盖生产性企业的事实，这样他们也没了原则性限制，一时也被这个新奇的思路给打动了。再听说郭逸铭他们已经开始购买回美国的机票，确实做出了停止谈判的样子，经过激烈争论，最后终于做出了让步，由市委书记亲自拍板。
建研究所！
还是中方垫资，投产后用硅晶圆付账，这些条件不变。仍然要求合资，股份也必须是中方百分之五十一，美方百分之四十九，但研究所负责人由美方代表（也就是郭逸铭）担任。党支部也必须成立，但美方具有研究所管理权，不得开除员工。工资也必须按照平均原则发放，但可以按照工作考核，发放超额奖金。
一场让双方都筋疲力尽的谈判，终于落下帷幕，霍克代表美国西部计算机公司最终和市委徐书记，签下了双方的合作协议。
表面上，一切都符合国家制定的底线要求，没有一点让步。但实际上，郭逸铭却通过谅解条款，获得了他所想要的所有权利。
所谓的原则，就是用来变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