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三司衙门一直便处于这种弱势的地位的缘故，要钱的反而成了理直气壮的人。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了这个三司使，林觉才知道朝廷财税这一块简直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难怪严大人和方先生要用那样的方式为朝廷增加税收，因为倘若再不用些激烈的手段，整个大周朝廷都快维持不下去了。寅吃卯粮吃到最后便是无粮可吃了。
林觉和杜微渐杨秀两人商议之后决定要彻底的改变这种局面。首先便是拨付银两需要慎重审批。由杜微渐和杨秀牵头核查，任何要银子的朝廷事务都需要有完备的预算和缘由，必须列出花钱的清单，事后更要进行对照销账。这虽然增加了工作量，但却可以知道这些银子花在何处，怎么花出去的，花的是否合理。这改变了以往拨付银子之后坐等销账，中间环节根本不管，最后难免钱银流失或者被胡乱花销的弊端。以往的拨出去的银子基本上没有一两能够回流的，得了银子的怎样也得将银子全部花光，甚至还会再伸手。因为三司根本不管他们怎么花银子。
再者，便是由三司制定轻重缓急的标准。有限的资源要用在有限的地方。军政大事的银两是没法省的，水利工程，修桥铺路这些民生基础建设也是没法省的。科举取士的费用，赈济灾荒的钱粮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第一档要花钱的。三司衙门决定优先拨付钱粮的方向，而非是凭着他们自己嘴巴说。列出的三十八项优先支付的项目都是干系大周安危和民生稳定的大事，呈交皇上批准，一旦获得批准之后，今后便不必再听那些人说他要的银子如何如何重要，因为有了明确的条文标准。
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没有任何必要和意义的项目，一律停止拨款，关停不付。譬如大周各地兴起的建寺庙道观之风，乃至于一座城池多达十几座道观庙宇，而且是官府出银子，这简直不可思议。这是朝中有人提出的可笑的建议，说什么通过建造寺庙道观可引导百姓信奉正统教门，不会为邪教所乘，是为了天下安定着想。林觉等人对此苦笑不已。青教之乱的原因到现在朝廷中的某些人还没搞明白，还将原因归结于这些方面，真是让人无言叹息。庸碌之人比比皆是，偏偏这些言论还真有市场，还真得到了许可，要朝廷花银子来做这件事，可谓荒唐之极。
再次，便是对占据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的军费开支进行限制。林觉暂时不想挑起和杨俊的正面冲突，他和杜微渐等人商议的办法是采用包干制度。军费一年年的走高，军队一天天的庞大，财政支出的六成都被这个大窟窿给吞了。军中养了太多的人，每年的兵马人数还都在增加，杨俊却没有丝毫削减的意思。林觉发现，其实大多数的支出并非是养活这支庞大的大周兵马，而是杨俊随时会提出的种种关于换装备，换兵器，换马匹，筑工事，等等这种要求。大周关于军队的装备马匹的更换都有定规。但在杨俊手里，这些都成了摆设。杨俊伸手要钱可谓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举一例来说，过去两年，杨俊便以换装为由提出七次拨款申请。虽是各处驻军，并非一处兵马，但以大周三年一次换装的标准来看，这也太频繁了些，也太随意了些。
杨俊倒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他只是自私的很，只为自己着想而已。他担心自己的兵马的战斗力，却又不想用裁兵训练的方式，便用换装的方式保持战斗力。他要营造整个军队都对他感恩戴德的想法，所以便让这些人过得舒坦，这样才显示他这个大周枢密使在军中的威望，地位才能稳固。这个人从内心里便是自私自利，对自己的利益一分不让的人。严正肃和方敦孺的变法涉及其军队变革之时，他的表现便是证明。
林觉不能让杨俊这般为所欲为伸手要银子，而且以国家安危的高帽子去绑架朝廷。既然管不了杨俊的枢密院和军队的事情，林觉可以通过约束军费的总额来让杨俊自己对自己进行约束。林觉计算出了一个数字作为基准，将这一数字作为军费总额严格控制，包干给杨俊。这么做虽然有些不负责任的嫌疑，但这种办法可以有效的控制杨俊随心所欲的伸手要银子，可以控制军费支出的快速增长。由此可以避免随时可能发生的大笔银子的支出，让剩下的钱粮可以有规划的不受干扰的进行分派拨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