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之地四季温暖，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而萧统也是最大限度的考虑了这一点，才力排众议要定都于此。
出于经济角度，虽然苏杭一代更为富庶，尤其是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更是一个富甲天下的经济区，而且人烟稠密，物华天宝。昔日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因此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而如今，萧统已经在台湾自己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文明，这是以大陆文明为基础，海洋文明为根本，华夏正统为核心的全新的文明，如今。萧统以一个胜利者的姿势昂首回到大陆，自然要把已经远远高于大陆平均水准地生产力也带回来，而本就富庶的江南，有了全新的技术和思想，一定能迅速对还被鞑子占领的北方构成压倒性优势。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地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地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而从人和来看。无疑的江南之地。绝不是所谓“南人文弱”，事实上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地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如今萧统虽然有军三十万，可是战争时军队却是从不嫌少地，如今萧统有心中已经初步有了再造一支类似于北府军这样军队的想法。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地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地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地因素。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地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所幸，多年的历练，已经让萧统牢牢的把皇权攥在了自己的手上，如今兵权财权与舆论都在自己手上，还有天机阁这样的秘密组织，萧统比起司马睿这样的懦弱天子来说，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定都金陵却是不会有任何问题。
第三十四章 入城 1(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