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与呼第二篇
查选举
假种子案追踪的报道获得了华东地区新闻监督大赛一等奖，我也就跟着成了倍受领导重视和器重的记者，一有重要任务就派我上场，村民选举是新闻监督的重点，每届选举新闻监督都要跟上，与民政部门一起做证村民选举的公平，公平，公开。这不我又上了战场。
1.
近些年来，农村基层换届选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在日益凸显，矛盾的爆发点也越来越高，以致新闻监督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在一次采访报道中，跟随我的一名小女记者就曾差点被开除。
那次是接到群众来访，反映“安城镇在村级换届选举中不公正”的问题。受省民政厅委托和报社指派，我和大众日报内参记者孙洁前往安城镇农村，进行调查采访。
按照采访计划，我们首先来到安城镇白庙村，采访对象是一名80岁高龄叫李保林的老人，他还是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当得知有记者到访，李保林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相迎，未曾开口，就已经失声痛哭。
一些村民也闻讯赶来，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李保林老人在众人的劝说下，才平复下心情，向我们述说——
那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这可是咱农民的大事，党和国家那么信任咱农民，让咱自已的事自己当家，我是个老党员，是抗美援朝的时候火线入党的，我当然要听党的话，积极参加选举活动。
早上7点多钟我到了选举现场，那是在村东边的场院里，县里镇里来的干部少说也有20人。开会前让人全都坐下，就坐在场院的土地上，有爱干净的往腚下垫个纸。憨三家的那个闺女穿着条白裤子，不愿意往地上坐，就蹲着，有干部就批评她，让她坐下。一坐下把闺女的白裤子都弄脏了，心疼得直掉眼泪。那么多干部一个个沉着脸，如面临大敌似的。俺村每回换届选举都不顺利，一直也没有成立村委会，所以县里和镇里对这次换届选举就特别重视，重视归重视。
我因为啥呢？我倒是坐在地上了，80岁的老头子坐到地上就不好起来，可投票的时候不起来又不行，我就想问问让我孙子代我写票和投票行不。老人事多嘛，我就让孙子把我扶起来，到主席台那儿找镇领导去问。对我提的问题不回答也就算了，没想到他们把我当成闹事的了，把我好一顿训，那么大年纪了一点情面也不给。给我扣了个破坏选举的帽子。
当时他们一训我，会场的人就爆场了，都从地上站起来，好多年轻人还冲上去跟他们理论，不知谁喊了声“咱们不参选了”，人们就一哄而散了。至今，俺村里还没有进行选举。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记者同志，今天你们来了，要为俺们老百姓做主呀。这事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喽，选不成不是我的事，这责任要分清楚。这不，我的3个儿子、6个孙子不愿背破坏选举的黑锅，你想想，他们能答应吗？他们这些日子啥也不干了，向上边去告状，不讨个公道绝不罢休。你知道吗？俺这9个孩子为了给我讨公道，曾在县委门口跪了一个星期呀，天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可就是没人过问呀。为啥呢？后来俺才知道县里有规定：在村委换届期间，一律不接待上访，对选举中出现的问题一律不做处理。没办法，我这9个孩子又上告到地委，那里倒是接待了，说是给处理，可一等就是半个月不见音讯，这才去了省城。
当着满屋子乡亲的面，你问问我说的是真话吧？如果有一句假话，我愿承担法律责任。
李保林老人的话音刚落，屋里的村民们就连声作证：“对，说的都是实话！”
在结束采访后，村民们谦恭地把我们送出来，并且满怀期冀地连连问什么时候能够解决。显然，质朴的村民们真的把“记者”当做了无所不能的无冕之王。
我不忍心扑灭他们哪怕一点点的希望，可是我又非常清楚“记者”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只能这样回答：我在这儿不敢下什么保证，但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的心情和你们是一样的。而且，村委会换届选举是受法律保护的，村民直选是写入宪法的，实行村民自治更是有法可依的。从李大爷反映的问题来看，这样组织村民直选的办法是不对的，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为李大爷讨回应有的公道。
其实，即便是这样回答，也有些超出了“记者”的身份定位。不过，这是有原因的：首先，常年的农村基层采访经验，让我有了较好的尺度把握能力；其次，我和孙洁的此次采访是领有官方任务的。这要从头说起……
2.
在写这部书时，我查阅到了当时的采访笔记，那是2005年5月的事情。
那天，李保林老人的9个子孙以及安城镇19个村庄的村民代表共30多人，直接来到省访办反映情况。省访办接访后，根据他们反映的问题转交给负责村级换届选举工作的省民政厅。恰好，我按照报社的既定选题，到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处商讨做一版“村委换届你知道多少”的政策法律问答，内容包括：选民资格要弄清；候选人不能想当就当；选举大会谁当主持人；计票的原则问题；选票过半数的人多了咋办；选举正副主任如何计票；委托投票该咋办理等。
其中，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李保林老人遇到的情况，可否让自己的孙子代他投票。当我走进基层政权处办公室时，王处长正在给来访人员谈这个问题。他看到我后，连介绍带打招呼道：“正好记者同志来了。老徐呀，你来的正好，一起听听吧。”然后，接着对来访人员说，“李大爷向镇工作人员询问是否可以委托自己的孙子投票的问题并没有错，这在《山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中有明文规定，主要有六条：1、委托必须是本人自愿进行；2、申请和委托必须具备法律效力；3、被委托人必须是选民；4、每一个选民所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5、委托他人代为投票必须经村民选举委员会同意；6、已接受委托的选民不得转给别人。对此，参与选举工作的镇工作人员应该非常清楚，并且应该当场向李大爷进行解释。”
就这样，王处长每听完一个相关情况，便起身搬出有关文件进行对号，然后念一段文件是怎么规定的，或者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我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记录在采访本上，同时用录音笔进行录音。
最后，王处长对我说：“真是太不像话了，哪有这么搞的！老徐呀，你是不是亲自跑一趟，采访调查这个安城镇的问题，如果真像乡亲们反映的这样，你们可以写《内参》，我们也可以写报告给省领导。”
“可以。”我当场回答，“不过，最好叫《内参》记者一起采访。”
王处长随即打电话进行协调。很快，《大众日报·内参》记者就到了。哈哈，竟然是我曾带过的实习生孙洁。这个小孙年仅24岁，长得小巧玲珑，而且是个特别机灵且文笔不错的女孩子。一看是我，她就一口一个“徐老师”地说：“多关照呀。”
略做准备，我和小孙就出发了。
在告别李保林老人之后，我们又按照计划逐村进行采访调查，为了保证客观性，我们只让向导送到村口。
接下来的第一站是东固村。
进村大概100米，我们看到一个被简陋篱笆围住的院落，刚要进院探问，只听“汪”一声，又见一条大黑狗从院内柴禾垛里窜出。农村的狗很少见到生人，一见生人那可是凶悍，吓得孙洁“嗷嗷”地叫着向后躲。对待农村的狗我有经验，别看它那么凶，其实胆很小，我最拿手的办法就是，只要蹲下装作捡砖头或操棍子，它就会胆小地向后退。这时，主人闻声从北屋里跑出来，一声呼唤，那黒狗就乖乖地退回柴禾垛里去了。不过，我们的小孙已经被吓得脸黄了。
在主人的邀请下，我们进了那土坯屋，只见一个从南到北的土坯炕，铺着用麦杆编织的破席子，上面堆着两条露着棉花的破被子；炕的南头连着一个地锅灶，木锅盖黑乎乎的，灶台的北侧堆放着没有洗刷的勺子、铲子、盆子和碗；屋内也是土坯墙，烟熏到屋顶，尤其是墙的上半截就像那木锅盖一样黑乎乎的；没有电视，没有沙发，只有一张几乎要散架的八仙桌和两个长条板凳。“一贫如洗”这个词用在这里再准确不过了。
5月这个季节，应该是地里活最多的时候，因为下雨，全家人包括两个孩子都待在屋里。男主人看上去有40多岁，上身裹着一件掉了扣子的灰上衣，下身套着一件褪色的粗布兰裤子。在他问清我们的来意后，当即连声说：“俺啥也不知道，啥也不知道。”我们只得提到几个在上访材料中出现的人名，又解释劝慰一番，他才猛然抬起头，竹筒倒豆子般讲起来：
俺村是5月3日下午进行的村委换届选举，镇党委书记也到场了，村民李峰被他指点为记票人。本来李峰不愿意当，他非让人家当，可人家当了又不让管事。李峰亲眼看见唱票人李显明把另外3个候选人的名字隔过去不唱票，就问：“你咋不念人家的名字呢？你不念的话，就让我念。”结果，两个人起了争执，先是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后来就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这时，书记使了眼色，镇里来的人就一窝风上去阻止，一直到李峰不敢吭声了。你说说，这叫啥选举呀？
听着他的诉说，我们验证了上访材料所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记者采访最好的方法是到现场随机进行调查证实，像我们这样进村入户随机调查一般不会失实。在这个村，我们又在另一户人家进行了同样的询问，得到了基本一致的回答。于是，我们又到下一村落实另一问题。
3.
在大韩村，我们随机找到一个叫周满德的村民，当他得知我们的来意后，便气哼哼地讲述起来：
俺村是在5月6日举行的村委会直选，那完全是在被操纵下进行的。按规定，村委会换届选举应该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而选举委员会成员要经过村民会议或各村民小组选举产生，可是俺村的唱票人、记票人等选举委员会成员都是镇里指派的。第一轮选举结束后，我偷偷记下了几名候选人的票数：后来当选的村主任当时实得142票，后来当选村委会成员的韩新生实得69票，而村民程晓清实得240票。可是，当公布票数时，却分别变成了368票、280票和191票。更奇怪的是，第一轮选举结束不到5分钟，600多张候选票就发到了村民手中，明显是事先准备好的。你想想，这样糊弄村民能过得去吗？当下就有人要罢选，接着就吵成了一锅粥。那个镇书记站到板櫈上就说难听的话。这一下，村民们更不干了，扭头就要离开选举现场，镇书记就命令镇里的干部进行阻拦，结果是一片混乱，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被挤到了，最终孩子没事，她却被踩断了腿。
从周满德家出来，我们又随机选择了一户看起来相对“阔绰”的人家，出屋迎我们的是个有点像城里人的姑娘，穿着裙子，烫着头发，一问才知道她原本在省城打工，此次是特意回村参加选举的。
第33章 鼓与呼 第二篇 查直选(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