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王德谦不仅是自贡首富，更是四川首富，重庆那个“汤半城”只是小儿科。
当然现在不能说四川首富了，因为四大家族内迁嘛。
去年底，日本特务机关统计了国府官员在上海国际银行的存款，常凯申、宋美龄夫妇合计1186万美元，宋子文637万美元，孔祥熙635万美元。而当时中国国内银行的存款总额（不含沦陷区）折算成美元才7亿多美元，按黑市汇率算就更少——不到3亿美元，四大家族绝对称得上富可敌国。
这份存款统计报告是日本政府的内部资料，并未拿出来宣传，后来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档案室，应该没有作假可能。
四大家族的钱怎么来的，咱们就不讨论了，王德谦的钱那真是赚得不容易。
自贡（包括富顺）作为四川的头号税收来源，从清末明初以来就被各路盯上，连云南、贵州的军阀都要跑过来分一杯羹。对地方军阀来说，只有控制了自贡，才能真正控制四川。
王德谦虽然出身于大富之家，但他接手家业时已经快破产了。
家族内斗不休，军阀轮番蹂躏，政府重税盘剥，竞争对手围攻陷害……王德谦艰难战胜两个弟弟继承家业，时值盐价大跌，全厂停产，卖了几百口盐锅才够还分期债务。族人又闹着强行分家，一番折腾下来，王德谦连盐井都没了，只有一些天然气井，所得利润还不够还债。
王德谦大刀阔斧的进行企业改革，渐渐收回了几口盐井。但刚有起色就遇到盐井失火，摊上人命官司，接着又在修灶时遇到业主纠纷，导致新井停工，并向政府交纳巨额保证金，而这时两个弟弟还在跟他打官司要分家产。
就是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度破产的王德谦，只用了十多年时间就成为四川首富。
他信佛崇道，他救济穷人，他捐款抗日，他勤俭朴素……这些都是真的。但他也圆猾无赖，霸气强硬，阴险狡诈，手冷心黑。由于欠着巨款，他连续好几年躲在山里不敢外出，身边随时跟着几十个心腹打手，所有生意都是在山中佛堂里遥控指挥。
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王德谦就整天修佛，也不应酬，也不出门。只因国民政府太过厉害，所有食盐统收统卖、低买高出，整个盐业市场都被政府控制了，盐商们只需负责生产就是。再加上法币不断贬值，火爆的盐业生意利润微薄，到新中国建立以前，这位四川首富实质上已经破产。
这就跟战时钢铁企业破产一样，盐业公司也能被搞破产，不得不说国民政府很有能耐。
也因此，王德谦对国党是无比仇视的，他的企业不许出现任何国党支部。同时，他又默许地下党在身边发展，家族子弟被推荐去延安读书也乐见其成。
听闻大名鼎鼎的周神仙来了自贡，王德谦立即带人到大门口迎接，他哈哈笑道：“久仰周老弟大名，今日得见，此生无憾！”
“王兄客气了，你的善名我在川东都有耳闻。”周赫煊随口送了句奉承话。
这句话让王德谦很受用，他现在无心经营产业，反而对名声更为看重，高兴道：“能为国家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已经很满足了，善名恶名皆是虚妄。”
周赫煊介绍道：“这位是还俗僧人钱吉，这位是佛道双修的南怀瑾。”
王德谦拉着二人的手说：“周老弟的朋友，自然都是青年俊杰。我痴迷佛法多年，正好向二位请教请教。”
“请教不敢当，互相印证。”南怀瑾和钱吉连忙说。
王家的宴席并不奢侈，只是豆花、回锅肉等寻常菜品。众人刚坐下还没动筷，突然就有佣人禀报：“一公，曹市长来了！”
“快请他进来。”王德谦热情地说。
曹任远是自贡首位市长，同盟会员，曾参加过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和四川保路运动。他在东京农业大学读过农业，又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过化工，接着是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读硕士，然后去德国读博士。
民国时期最流行的阴丹士林布，即是曹任远在读博士的时候发明的。这种布料被知识分子誉为民族骄傲，堪称“国布”，那时的旗袍、长衫都以此布作为首选。
我们前文提到过弘一法师的轶事，他曾经抵制洋货只穿国布。有学生送他一件好衣服，他嫌布料高档坚决不穿，后来得知是国货才欣然接受——那件衣服就是阴丹士林布做的。
像曹任远这样留洋归来的同盟会员，名气资历能力皆有，在中央政府做副部长都足够了，却被派来做自贡市长，可见他的仕途有多黯淡。原因很简单，他跟错了人，他是胡汉民的心腹，专门跟老蒋唱反调。若非他是著名的化工博士，而自贡又产盐，这自贡市长都轮不到他。
“一公，”曹任远问候了一声王德谦，才热情地握着周赫煊手说，“周先生，你来自贡也不说一声，让我好尽地主之谊啊！”
周赫煊笑道：“曹博士客气了。我来自贡主要是访友，没想过要惊动你。”
曹任远笑道：“冯将军在信中，多次提到你的义举，令在下佩服之至！”
曹任远和冯玉祥也是老朋友，长城抗战之后，他曾协助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抗日同盟军，就是吉鸿昌、方振武所在的那支军队。
兜这么个大圈子，原来都是朋友，难怪冯玉祥号召献金抗日的时候，王德谦会一口气捐那么多钱。
曹任远在自贡当市长时比较清廉，对盐商的盘剥并不严重，所以他跟王德谦关系非常好。但过不了多久，自贡就要换市长了，盐商们被坑得欲仙欲死，对国党的恨甚至不轻于恨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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