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大如年，在中国传统风俗当中，冬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仅次于农历新年。
然而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农历被视为落后文化的象征，冬至跟春节一样被官方取缔了。反倒是“西人冬至”、“外国冬至”愈发流行，在沿海城市以及知识青年群体中，变得越来越热闹、越来越重要。
所谓的西人冬至、外国冬至，就是圣诞节。
因为只要没有农历闰月，则每年的圣诞节，日期都在中国冬至的三天以后。所以从晚清时候开始，国人就把圣诞节称呼为“外国冬至”，直至20年代才普遍称呼为“圣诞节”。
但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那特么就是外国冬至，即便到二战结束都还有人这么喊。
老蒋上台执政以后，民族主义迅速抬头，圣诞节这种洋人节日备受打压——他一边跟老婆过圣诞，一边又看不起圣诞。而为了跟西方圣诞节竞争，老蒋还弄出一个中国圣诞节，即孔子的生日。
搞笑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法定的孔子生日，没有依据中国农历来计算，而是定为每年公历的8月27日。孔夫子如果死而复生，肯定自己也感到纳闷儿——这日子咋算啊？
每年国民政府都要给孔子过生日，被戏称为“土圣诞”，而耶稣过生日那天叫“洋圣诞”。
那时的圣诞节就已经商业气息浓厚了，咱们可以截取一句20年代的广告词：“圣诞老人说，最高尚的最经济的冬至礼品，就是——绿树牌雪茄！”
对，就跟后世春节在包装上印“新春礼品”一样，民国时期的圣诞节包装都印着“冬至礼品”。
或许，民间热衷于过圣诞节，并非全部崇洋媚外，而是政府把冬至给废了，老百姓只能借着过圣诞的由头过冬至。
1938年的圣诞节，中国老百姓过得很不好，在中国的犹太人就过得更不好。
幸好，犹太人不过圣诞节，因为他们不信耶稣——虽然耶稣本身就是个犹太人。
现在上海最富裕的两个犹太人，正坐在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从年初到现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已经过万，都被沙逊和嘉道理腾屋子安顿下来。沙逊我们知道，上海首富嘛。嘉道理也非小人物，半岛酒店就是他的产业。
后世有人认为，二战期间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为1万4到1万6左右。这是受美国学者大卫·克莱斯勒的影响，他在书中提到了相关数据，但那只是1943年日本设立犹太隔离区之后的数据，还有更多的犹太难民没有被统计入内。
实际情况是，仅在1940年底，“援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就接纳了2万3千多犹太人——此组织为嘉道理建立。而除此之外，还有沙逊建立的“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沙逊的能量更大，接收的犹太难民更多。
极有可能在1941年以前，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就已经超过6万人。
沙逊抽着雪茄，吞云吐雾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跟日本人合作，日本不仅答应在上海建立犹太难民区，还愿意让犹太人在东北建国。二是跟中国人合作，孙科先生答应说服常凯申，为犹太人在云南开辟难民区。”
嘉道理毫不犹豫地说：“我希望跟中国人合作，日本和德国走得太近了。”
沙逊反驳道：“但中国的局势很糟糕，说不定哪天就被日本吞并了。而且，现在犹太难民主要聚集在上海和哈尔滨，这两个城市都是日本人的地盘。如果选择跟日本合作，那么一切都将变得更加顺利。”
“犹太人即便建国，也不该在中国，而是回到我们祖先的故地！”嘉道理强调道。
沙逊苦笑：“我们还有选择的余地吗？任何一丝机会都要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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