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之后，常凯申就意识到中日两国必有一战，于是谋划着打造“川黔陕抗战大后方”。
当时刘湘虽然打败了刘文辉，却没能力灭掉其他小军阀，他无力登上“四川王”宝座，只能勉强当一个“川军盟主”。邓锡侯、潘文华、王瓒绪等人，虽然名义上属于刘湘麾下，却有自己独立的防区，并统揽防区内的军政事务。
四川的大小军阀，在各自防区滥发纸币，用当时的话来讲，这种行为“影响之大，十倍于匪祸”。
四川财政早在1934年就崩溃了，刘湘只能请求老蒋帮忙。
老蒋趁机介入四川军政事务，以中央大义和强大武力做后盾，打破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把刘湘捧上了“四川王”宝座。并以中央行政命令，整顿四川金融，统一四川币制和税务——这就是四川部分工商税需要上缴中央的原因所在。
川军先天不足，说起来就一个字：穷！
穷代表弱，代表没补给、没武器，只能任人欺负。
换成财大气粗的粤系和桂系，老蒋就绝对不敢轻易打散他们的编制，因为人家粤军和桂军枪硬炮粗。
川军派系林立，老蒋能扶起来一个四川王，当然能扶起来第二个。所以刘湘病重的消息传出，川军的前线和后方同时有人跳反，前线唐式遵搞事，后方王瓒绪搞事，都想着在刘湘死后自己能上位。
这就是军阀，这就是政治，光明背后总是藏着阴影。
四川军阀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在于，他们虽然明争暗斗，但打起鬼子来绝不含糊。大部分的川军将领，包括范哈儿这种人，都是用尽全力在抗日，不知保存实力为何物，绝少有临阵脱逃或投敌当汉奸者。
刘湘即便被老蒋坑到死，留下的遗言也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到此时，刘湘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川军领袖，成为数十万川军集体认可的精神领袖。就连一向亲近老蒋、敌视刘湘的杨森，也强烈要求为刘湘举行国葬。
这些川军被欺负惨了，现在总司令也死了，全都变成没娘的孩子，全都变成了哀兵，必须用日寇的鲜血来洗刷耻辱。在刘湘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前线川军每天都要同声朗诵刘湘遗言，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们只剩下死战报国这一条路。
中央和四川的弯弯绕绕太多，周赫煊不想掺和，也无力掺和。等东路和北路川军誓师出发后，他便默默返回重庆，终于等来了七七事变后的第一个好消息。
开办磺胺药厂所需的机器设备，以及随行的十六个英国佬，已经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这些人在广州登陆，走粤汉线至汉口，再转乘江轮逆流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