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馆。
《立报》和《大公报》的通讯员，此刻都坐在会客厅里，等待周赫煊就“西安事变”发表看法。
国家元首被兵谏扣押，事情实在太大，各地报纸想不关注都不行。
“拿去吧，就按这个发表。”周赫煊临时写了一篇时评，递给两家报纸派来的通讯员。
《立报》通讯员拿到文章一看，只见标题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可能性、关键性及合理性问题”，通讯员读罢惊讶道：“周先生，你就不在文章里面谴责一下？”
“事情都发生了，谴责有用吗？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周赫煊笑道。
几十年后的人们，自然认为发动“西安事变”是正确的，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但在此时此刻，舆论风向却往中央和老蒋那里一边倒，社会各界都在公开批评张学良和杨虎城。
就连朱自清、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都联名起草指责张学良的宣言。南京、北平、上海诸多大学的校长和教授，还有中研院、北研院等学术机关，纷纷通电全国，或者是致电张学良进行严厉谴责。
《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100多家报纸和通讯社，联名发表新闻界对时局的共同宣言，另有217家报纸联合通电讨伐张学良。另有100多个社会团体，纷纷对时局表示担忧，超过一半的团体谴责张学良的兵谏行为。
稍微有点眼界和思考能力的人，都被“西安事变”给吓到了。就算常凯申再不得民心，但他始终是国家元首，一旦处理不好，中国就将迎来新一轮大规模内战。
而在国际上，各国清一色的站在老蒋那边，包括德国、苏联和意大利在内。唯一感到振奋且高兴的，恐怕就只有日本了，日本巴不得中国内战再起。
就如今国内外的舆论来看，无疑是对常凯申有利的，“西安事变”必须得到和平解决。
和平解决的关键在张学良，他处于风暴中心，也是各方势力的纽带。所以，他选择了牺牲自我，把自己作为维系谈判结果的砝码，亲自护送常凯申离开西安，从此遭到终身软禁。
事实上，谈判是没有正常结束的，因为老蒋拒绝签字，只答应来个君子协定。在此情况之下，所有参与者都不愿放虎归山，但张学良瞒着盟友悄悄把老蒋给放了。
这大概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了，再继续逼着常凯申签字，很可能就要引发大战，也有可能让南京中央政府分裂。
重获自由之后，老蒋果然背信弃义，不但软禁了张学良，还调派中央军进攻西北，但真正的大战没有打起来。
打不起来的原因很简单，在西安事变谈判期间，老蒋是占据国内外舆论优势的。但他事后出尔反尔，不遵守一致抗日的承诺，立即遭到社会各界的臭骂，甚至连欧美国家都在指责他乱来，国党内部的反对声音也很大，汪兆铭更是趁机想要重回政坛。
在此情况之下，老蒋根本就不敢真打——他向西北进军的真正目的，并非为了剿灭红军，而是想顺势吞并东北军和西北军。甚至，老蒋还下令对红军根据地开放贸易，恢复部分邮电服务，一定程度上解除对延安的军事封锁。
君子协定，也是协定，有时候甚至比正式签字的协定更管用。
张学良非常聪明，他看到了这一点，或许是经历太多变得成熟了吧。
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对老蒋不肯签字非常不满，找张学良反应道：“我们提着脑袋给你干，你怎么到最后连个签字都没有？”张学良回答说：“你们政治觉悟没我高，常凯申虽然被捕，但其政治实力还在。既然我们要放他，要把他捧为领袖，那么逼他签字，他到时还会反悔，要一个君子协议也很好。”
要知道，西安事变爆发的背景，是老蒋纠集30个师的嫡系部队，外加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围剿红军。若非扣蒋再放蒋，不知要靡费多少钱粮、耗费多少物资、伤亡多少军民。
这次事件成功避免了一场规模达数十万兵力的内战，只有东北军和西北军沦为牺牲品，事后被老蒋逐步分化瓦解，而红军则赢得了喘息之机，也为国共双方的抗日保留了元气。
周赫煊把两位通讯员打发走，佣人立即前来禀报，说门外有同监来访。
再次见到王二，周赫煊感觉有些意外，他早就把在南京看守所遇到的这位小偷给忘了，好奇地问：“三位造访有何要事？”
“周先生，我们是来投靠你的，”王二也不客气，自己提着水壶倒茶，“听说你在四川赈灾，我们还运来了1000担救灾粮，那些粮食在奉节交给赈济会的人了。”
周赫煊抱拳道：“我代表四川灾民，多谢三位义士。不过嘛，我又不称王称霸，也不打算建立帮会组织，恐怕没什么可投靠的。”
袁巫九说：“周先生此言差矣，四川贪官污吏横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可以帮忙剪除贪官、惩治恶霸！”
“对于王亚樵先生，我是极为佩服的，”周赫煊语气一转，直言不讳地说，“但是，我不信他的那一套。不管是行刺手段，还是无政府主义，都对救亡图存没有什么帮助，甚至还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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