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突然露出微笑，做出一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模样，起身迎接道：“百里兄，明诚先生，快请坐！”
蒋百里被常凯申平白无故幽禁了两年，但二人之间似乎看不到半分仇怨，他直奔主题说：“委员长，我前段时间走访了日本，情况及其危急，最多三年就要有大战。这是我跟明诚一起写的国防应策，希望委员长能够亲自阅览。”
常凯申随手翻开那份“三阳线决战论”，边看边思考，读完之后赞许道：“这是谋国之论，两位辛苦了。”
见常凯申没有任何实质性表态，蒋百里急道：“委员长……”
常凯申打断说：“不必多言，我已经有全盘考虑。”
常凯申确实有他自己的考虑，明年初，他和汪兆铭一起联名发布“禁止排日运动令”，还大肆宣扬中日友好言论。但他真的昏聩，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吗？当然不可能！
早在四个月前，常凯申对国府的一群资深政治官僚说：“（距战争爆发）总共还不到一千一百天。”
一千一百天刚好三年，也即是说，常凯申认为三年之内就要爆发中日战争。从他说话那天开始算，常凯申预计的三年之期，只跟七七事变爆发相差43天，料得极准了。
蒋百里提出的工业内迁计划，常凯申其实也早就在进行了。
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常凯申就禁止在沿海地区兴建（国企）新工厂，下令规划把重工业转移到内陆省份。对于把察哈尔以及河北省北部划为非军事区，此等卖国行为，常凯申也有着自己的主张，他想要“缓和侵略”、“保存华北，稍纾喘息”，为抗战换取准备时间。
有句古话说“肉食者鄙”，其实肉食者并非真的鄙，而是他们身在高位，考虑得更多，不如周赫煊这些民间人士那么潇洒而已。
常凯申不但在经济和外交上有准备，在文化和军事上依然如此。
文化方面，他不敢高呼抗日口号，但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无非是想要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兵员素质，只可惜被各地官僚把经念歪了。
而在军事方面，常凯申积极寻求与德国合作，得到德国的许多军事支持，比如引进兵工厂生产线、邀请德国教官训练士兵等等。同时，常凯申知道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已经烂掉了，所以他另起炉灶，开设了“庐山军官训练团”。
“庐山军官训练团”表面上是为“剿匪”而设，但最终目的是培养抗日军官，从训练团的口号就可以看出来。本来，“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口号只有三个，即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但常凯申又特意加了一个口号叫“临难不苟”。
“临难不苟”这个口号，明显就是专为对付日寇而加的。因为红军一向优待俘虏，根本没有临不临难的说法。
可惜常凯申看得清楚，实际做起来就很糟糕了。他明知道上海不可能坚守，却又舍不得放弃，费尽心思的巩固上海防御，希望坚持到列强干涉那天。
常凯申的心思很好理解，欧美列强超过七成的在华利益集中于上海。如果能坚守上海两三个月，列强说不定就会武装调停，中日全面战争就有可能打不起来。
说白了，常凯申对列强还抱有一丝幻想。
然而搞笑的是，常凯申是非常不信任洋人的，在他眼中洋人都是王八蛋，这家伙属于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常凯申这个人，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矛盾。在很多时候，他对局势看得非常清楚，也料到了各种糟糕后果，但他又抱着赌徒的心理，认为事情会朝着好的那一面发展——比如悍然挑起中原大战，那就是常凯申的一次豪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