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笑道：“我就是适之先生口中的小青年。那时家里逼婚逼得厉害，我又死活不愿屈服于包办婚姻，就伙同黄英（庐隐）一起离开安庆，悄悄跑到北女师去读书。当时的北女师真是大学者云集，有胡适先生、李大钊先生、周作人先生、陈衡哲先生。我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就是‘速写体’，现在想想真够糗的，那哪是小说啊，顶多算一篇还过得去的随笔。”
苏雪林故意不提鲁迅，这恨意够深刻的。
郁达夫估计是盘腿坐着不舒服，一条腿继续盘着，另一条腿换成直立的姿势，手臂搭在膝盖上说：“小说的创作，最开始侧重于解剖个人的心理，描述个人的遭遇。但在这几年，开始转向于描写集体和集团，‘速写体’小说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集团化’、‘集体化’和‘群像化’的创作已经成为大势所趋。‘速写体’小说为什么能够流行起来，很大原因是它能够承载这种创作任务。”
沈从文笑着补充说：“郁先生说得虽然在理，但站在普通作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速写体’的兴起，主要还是在于它有市场。越来越多的刊物，需要刊登篇幅短小的作品，只要创作出一篇合格的‘速写体’小说，就肯定能够拿到稿费。长篇小说和传统短篇小说则不然，一是不容易刊登，二是容易被当局封杀。如此情况之下，大多数普通作者，自然会选择‘速写体’这种形式，因为它来钱快、没风险。”
这话说得够实在，引来众人心照不宣的笑声。
王文伯问道：“周先生怎么看？”
“我很同意诸位先生的看法，但是，”周赫煊说着突然语气变强，“我认为‘速写体’流行的真正原因，是如今文学创作的背景和目的发生了改变。”
“请明诚细说。”林徽因笑道。
周赫煊阐述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打倒旧文化、旧思想，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为人生派’，着重描述社会现实问题，是对旧文化、旧思想的批判；而以郁达夫先生为代表的‘为人生派’，则向往自我解放和实现个人价值，是对新文化、新思想的追求。这两派看似水火不容，其实创作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一个寻求‘破旧’，另一个寻求‘立新’。”
众人都微微点头，显然很赞成周赫煊的说法。
周赫煊继续道：“而现在呢，军阀混战已经基本结束，新文化、新思想也深入人心，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所以，在1927年以后，中国作家的创作目标就开始改变了，刚开始是反对独裁、追求民主。而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内而外，变成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矛盾。所以，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目标，就应该以‘追求民主’和‘保家卫国’为主。搞清楚这一点，大家再回头看看当下流行的‘速写体’小说，是不是大部分都跟着两个目标有关？”
“此言高屋建瓴，实在大妙！”一直没说话的徐志摩，突然拍掌赞叹。
凌淑华下意识的点头道：“周先生说得有道理。”
陈西滢笑道：“我喜欢这种理性分析。”
陈梦家是新月派诗人，他说：“岂止是小说，现在的诗歌也在向这两个目标发展。几年前的诗歌，大部分都是抒情诗，但近两年却冒出大量的叙事诗，而且很多都跟抗日有关。‘速写体’小说非常适合描绘场面，描绘特定背景场合之下的群体，说白了就是方便叙事、反应时代。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叙事诗和叙事小说出现，诗歌和小说的创作都会偏向于‘速写体’！”
陈梦家这段话来自于他的亲身体会，两年前的上海，中国将士和日寇在季家桥雪中大战，他主动跑去前线慰问和救治伤兵。
陈梦家看到勇敢的将士们在枪林弹雨中冲杀，负伤的士兵染成血人，有的战士牺牲时还保持着瞄准的姿势，田野上到处都是抗日志士的新坟。他感受到极大的震撼，于是在战士们的坟墓前，写下悲壮的诗篇《在蕰藻浜的战场上》，从一个浪漫派诗人转变成现实派诗人。
就像陈梦家所说，以前诗人们喜欢纯粹的抒发感情、放飞自我。而随着日寇铁蹄的逼近，这两年出现越来越多的叙事诗，通过对现实事件的描述来表达情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