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眼睛猛地睁开：“致电张汉卿，让他稳住马占山。马占山是东北抗日的旗帜，这面旗帜倒不得。”
李大伟陆陆续续又汇报了一些消息，最后拿出一叠报纸和杂志，供常凯申独自阅览。
常凯申随手翻找，抽出《独立评论》说：“这是什么杂志？以前都没见过。”
李大伟解释道：“这是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新创的杂志，昨天从上海送来的，听说颇受政界和知识分子青睐。”
“咦，居然有周明诚的文章！”常凯申迅速浏览目录，翻到周赫煊的文章那页。
只见文章写道——
“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均是其国家、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与所处时代相互作用的结果，日本政治的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对此的一个典型解释案例……古代的日本政治，长期处于权力与权威分离的二元状态，但又与现代具有不同的内涵。日本古代二元化权力体系，初期表现在天皇朝廷与摄政、院政二元对立共存，后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精神权威与幕府的二元对立共存。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由古代单一的二元化权力体系，发展为多重的二元化权力体系，初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的精神权威，与下级武士改革派操控的政治权力二元共存，中期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元老权力的二元共存，现在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军部权力的二元对立共存……”
“日本内阁的行政权，与军部的由‘统帅权独立’宪法原则形成的军令权并立存在。军部的军令权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比内阁的行政权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军部的优势存在，不仅在于军部拥有直接和天皇对话的权力，同时‘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和军部对陆海军大臣的推荐权，更形成了军部对内阁的强势地位。日本内阁在与军部的斗争中，还要受到枢密院的掣肘，因此显得更加弱势。”
“政令与军令分离的二元化权力体系，是立宪天皇制的最大隐患。从根本上讲，军令也是政令的一部分，正常的国家应该实现军政统一。”
“在日本的立宪天皇制下，宪法所明确规定的‘显性权力’，以及宪法没有规定的‘隐性权力’，实际上也处于二元对立中。首相元老推荐制、重臣会议和内阁陆海军大臣军部推荐制超然存在，明治宪法虽然形成了多元权力系统和横向、纵向的复合制衡机制，但实际运作中往往制而不衡。”
“以上这些，都酿成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对日本内阁的全面压倒性胜利。因此，中国想要利用内阁扼制关东军的想法，是极为荒谬的，也是完全不可取的！日本内阁就是一尊泥菩萨，他自保都难，又如何能帮助中国？”
常凯申把这些内容读完，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对日本政治权力体系有了高屋建瓴的认识。
周赫煊在讲完日本的二元政治后，又用台湾和朝鲜做例子，分析日本人在东北可能实行的日化统治。他呼吁，除了在战场上要抗日，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要抗日。如果东北短期内无法收回，那就要做好长远打算，不能让东北的下一代成为满脑子日本思想的“归化民”。
周赫煊在文章里的原话，是这样对沦陷区的东北同胞说的：“抗日不一定要提枪杀鬼子，每一位父亲，每一位母亲，应该告诉你们的孩子，他是中国人！每一位知识分子，你们在日寇铁蹄下艰难生活，不一定要与日寇刺刀见红，但应该时时刻刻不忘传播中华文化和思想！这也是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抗日！日寇能占领我们的领土，却不能奴役我们的精神，只要心是中国心，那么东北始终是中国人的东北。”
常凯申再翻阅其他人的文章，比较之后说：“还是周明诚看得明白，既知日本事，也知中国事。他清楚东北一时难以收回，已经在做长远打算了，不像其他人整天闹着逼中央抗日。此人实为国之干才，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李大伟提醒道：“总座，周明诚好像跟张汉卿闹翻了。”
“闹翻了也不能用，看他写的文章，这个人路线有些偏左。《大国崛起》我也看过，他对苏联的发展非常看好，可别是个隐藏的赤党。”常凯申连连摇头道。
李大伟说：“那倒不至于吧。”
常凯申想了想，说道：“等我这次复出，再把他招来详细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