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旧史学渐渐没落，被现代史学完全取代。而《全球通史》，便是现代史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等多个方面内容。
民国时期，不论是西方史学还是东方史学，都统一把人类历史分为“远古—中古—近代”，名为“三分法”。
然而根据这种历史划分方式，中国的近代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比西方近代史晚了几百年。这特么就尴尬了，搞得好像1840年以前的中国人未开化一样。
三分法存在严重的欧洲中心论。
《全球通史》摒弃了已有的“三分法”原则，将公元1500年作为分界线，分别描述1500年以前的孤立世界，以及1500年以后西方兴起的世界。
当然，由于原作者是美国人，这本书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很有问题。
比如《全球通史》不承认夏朝的存在，又说黄土高原没有茂密森林，这些显然都是错误的观点。根据地质研究发现，数千年前的黄土高原植被茂密，有大量森林存在。
最离谱的是，《全球通史》认为商朝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人种概念，非蒙古族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通过掌握中东的青铜冶炼和战车制造技术，利用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入侵华北，征服了当地的新石器部落。
这特么也太扯淡了，周赫煊要是不经过修改，直接照抄原著的话，估计这本书写出来会被国人喷死。
咱响当当的炎黄子孙，咋就在西方史学家的笔下，成为游牧部族征服者的后代？
逗留南京期间，周赫煊就住在中央大学的教师宿舍内。他先把《全球通史》的大纲列出，又写了前面几章，在中央大学搞了两次学术演讲，突然有个日本人前来拜访。
来者年约50岁，身材瘦小，长着一张马脸，见面就九十度鞠躬：“周君，鄙人加藤繁，久仰大名！”
段锡朋介绍说：“周先生，这位是日本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加藤繁先生，也是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人。”
“加藤先生你好。”周赫煊与对方微笑握手。
加藤繁在史学界还是很有名气的，周赫煊不可能没听说过，民国时期有好几个中国史学家，都是此人的学生。
加藤繁专门研究中国历代经济，比如南北朝的田亩制，比如明清市镇经济，比如秦朝的算赋，比如宋朝的商税，比如唐朝的庄园经济。他对中国经济史贡献极大，后世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学方法，便是加藤繁开创的。
顺便一提，加藤繁是日本天皇的忠实拥护者，他对天皇的忠诚跟政治无关，更像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信仰。但不管是政治还是信仰，加藤繁没有在学术研究里搞小动作，不像另一个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那样鼓吹大东亚共荣。
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者。
段锡朋笑道：“加藤先生这次是来中国考察的，他要走访一些江南小镇，昨天刚到的南京。”
加藤繁解释说：“我准备实地考察中国的村镇集市，在江南考察结束后，我还要去直隶、山东、河南等地。”
“加藤先生治学真是严谨。”周赫煊由衷赞道。
中国市镇经济史研究先河，是史学家全汉升先生开创的，于1934年发表《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而加藤繁并没有落后太久，于同年发表《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做的同样是开创性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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