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去，紧接着又是下一个。偶尔爬上车顶的人，还会伸手拉拽帮忙，不到片刻火车顶部便坐得密密麻麻。
张乐怡惊慌问道：“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爬火车？”
周赫煊表情凝重道：“都是闯关东的灾民。”
山东年初暴雨成灾，入夏又出现严重干旱，继而蝗虫群起为祸，间杂着各种风灾和雨灾，夏麦秋禾殆尽无疑，灾民达1000万人以上。重灾区颗粒无收，饿殍塞途，灾情更重的地方甚至“草根食尽，人烟断绝”。
周赫煊还记得《大公报》的报道：“鲁灾区农民多食破毡、棉花、皮革，或自尽、饿毙，铜元5枚可购一女。”
五枚铜元可购一女，五枚铜元啊！
就算是当20文的大铜元，五枚铜元也才3分多钱，只够买一张报纸。
都说乱世命贱，如今大灾降临，人命居然只值一张报纸的价格。
如今北方各大报纸，都在报道山东、河北的灾情，其中以山东最为凄惨。
就连洋人报纸也加入进来，报道内容如下：“鲁省待救难民，与战后欧洲难民待救之情形，不相上下也。据大概调查，山东最困苦之灾民，总计有千万以上，约占全省人数四分之一……设无得力之大宗救济，恐饿毙者，不免有二三百万之众。”
一位洋人记者深入灾区，对这场大灾荒如此描述：“灾民的苦难是震撼人心的。难民营里的人普遍染病，麻疹、水痘、肺炎、猩红热，比比皆是。许多人横死街头巷尾，尸体曝陈多日，也得不到掩埋……”
而山东的督军张宗昌呢？
他可没打算赈灾。
当张宗昌从前线返回山东后，在中国居住20多年的《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立即上门拜访，希望能够约谈赈灾事宜。
张宗昌好酒好菜招待哈雷特，哈雷特这样描述那场晚宴：“满席价值连城的山珍海味，外加法国香槟和高级白兰地，丰盛到罪恶的程度……他（张宗昌）踌躇满志地向我炫耀一套从比利时定做的西餐餐具，可供四十人同时进餐。每件餐具，包括咖啡杯在内，全是切割玻璃的。他吹嘘道，全套餐具的价钱要五万五千美金。”
哈雷特在给《纽约时报》总部的报告中写道：“山东的问题是人祸，是山东督军张宗昌的巧取豪夺直接导致的。用美国人的钱来赈济山东的饥荒，无异于资助这个恶棍。若灾难不救，山东人民很可能就揭竿而起，将他赶走。”
《纽约时报》本来打算募集数百万美元捐款，帮助山东赈灾，但哈雷特的报告发回去后，美国那边立即放弃了募捐计划。
正如哈雷特所说的那样，“若灾难不救，山东人民很可能就揭竿而起，将他（张宗昌）赶走”。自从灾荒发生后，山东遍地红枪会起义，不仅抗租抗捐，还攻击官府和劣绅。
其中自然有我党的身影，我党趁着灾荒在山东发展出不少前期武装。某些部队甚至生存到抗战时期，成为敌后抗日的中坚力量——除了东北，山东敌后抗日打得最惨烈。
山东不仅有起义，还出现了无数打家劫舍的土匪，某些地方甚至成为土匪的世界，家境富裕者纷纷躲到青岛避难。
张宗昌对此毫不在意，照旧征收重税，甚至从前线调回部队镇压起义。有些士兵杀红了眼，干脆化身为土匪，他们甚至连普通灾民的口粮都抢，导致情况更加严重。
周赫煊本来兴高采烈去东北，现在被搞得兴致全无，整天倒在铺位上睡大觉。
清晨睡醒，张乐怡拉开车窗帘说：“快到地方了吧……天啦！周大哥，你快看。”
周赫煊趴在窗后向外眺望，只见沿着铁路，不时便出现几具路倒的尸体。这些人都是来闯关东的，但却病死饿死在途中，有的甚至还没死透，躺在地上艰难挣扎，睁大眼睛无助地望着天空。
“去他妈的张宗昌！”周赫煊忍不住爆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