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想，我们之前每次拿走的烟会不会是人家刻意留下来的哩？因为从来也没见他们投诉。
他们房间的那台电视，在1994年世界杯时，被我和伍军经常半夜里搬到设备部里看球，我那时候申请上晚班，看了一个月足球，每天晚上到处找电视。那一年的世界杯我几乎每场都看了，我记得贝贝托的经典庆贺模式：“抱婴儿的摇篮舞”。我记得巴乔的小辫子和他悲情的背影，从此我成了巴乔的忠实球迷，并爱上了意大利足球。我也记得保加利亚莱切科夫的神奇头球，我更记得马纳多纳被禁赛后孩子般的哭泣。
我们看球没有啤酒，没有花生，但我依然和清晰地记得94年的夏天，那时的我可以记得所有进入8强队伍的人员名字，我甚至觉得我都可以做一个合格的足球解说员。
八分之一巴西队对美国时，比赛结束已经是早上6点多了，我很疲劳地睡着了，连着几夜的熬夜，我也顶不住，等我一觉醒来，都上班了，标坤主管进来的时候，看着我和电视楞了一下，我心里想这下糟了，但他却没说什么，挥挥手让我找人把电视搬走，我们搬电视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问了一声：“巴西赢了吗？”我呆了一下说：“赢了”说完我好像感觉到有两颗心一起掉到肚子里了。我看到他笑了，我也笑了，其实主管也大不了我几岁。
设备部有两个潮州电工，一个极大气，颇有侠士之风。他经常在配电室值班，沉默而自由。他抽烟的样子很帅，我很想模仿他，却总没有那种丰姿。另一个却很小气，虽然也很沉默，但却整了一个极大的音箱，天天在寝室里哄哄隆隆的放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歌曲，你还不能说他，他脾气不好，骂人也听不懂，天天“扑你阿姆”的乱叫。
我们麻城籍的工人在设备部有好几个，程林像大哥哥，比较照顾我。曾鹏则忙着加班，最聪明，技术最好的义超没有干多长时间。最早和我一起去设备部的伍军则走的最早。
斯比泰的总经理是个胖而很有威严的中年人，每天早上，他会拎着皮鞋，穿着拖鞋在车间挺胸叠肚地走一圈，威严而自信。如果工人不合规章制度被他抓到，命运会被逆转，可能会被炒掉，而且他还会站在办公室门口将主任，领班，主管一干人骂的狗血喷头。
所以，只要大家听到他的拖鞋声，马上噤若寒蝉，低头做事，我们则能躲就躲，离他远远地，免得触霉头。
而管生产的副总则温和的多，不过我比较怕他，他经常就说几句话，我就得赶紧屁颠颠地去干活。因为有一次，我忘了去做一个测试架，而那个测试架生产线第二天早上就要用，下班前我还蒙查查地，多嘴的二楼主管告了我一状，副总就写了一个字条给我们主管，上面写着：“如果（）点没有完成测试架，立马滚蛋”让我在空格上填时间。
我的个姥姥，那天我一晚上没有睡觉，终于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完成了任务，我忐忑地在纸上空格处写上8：00。交给领导，他却看都没看，冷着脸把纸条攥成团扔进了纸篓。
我出了门，看看四周没人，使劲唾了一口。总有机会，老子也要写个这样的玩意给他好看。
是不是佛祖有意照顾，六年之后，我还真找到一个机会，也写个了个东西让他签字服输
这就是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