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知道，太太心里是难过的。若不是她身体不好，她不会把自己的孩子托给一个腿脚不灵便的老人看管。太太让我上楼去，把她为儿子亲手准备的胎衣拿给爷爷奶奶。我走到楼梯口，看到太太微笑着走到孩子面前，她伸出她细弱的胳膊，大声说：“余生，叫妈妈，叫妈妈！”
这声音就一直悬在我的脑海中，直到我在太太的枕头下发现一把锋利的剪刀和一瓶安眠药。
我忽而想到太太早上交代我的话：“等今后少爷长大了，就把这条项链交给他。”太太分明就是在和我们诀别我，我冲下楼去，看到太太努力抱着那个双手双脚像划船一样不停摆动的娃娃。她没有从孩子身上感受到一丝儿做母亲的幸福，成了她的痛苦，也成了她的向往。
所以，她一直没有对自己行刑。
在孩子刚走的一个月里，我实在无法忍受，只要一躺下，就似乎听见他哭泣的声音。我敢打赌他是一个重感情的孩子，也敢打赌他是不会忘记我的。没过多久，陈家就派人过来通知先生，说哥儿病了。
陈哥儿的确病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瘦了一圈，与他原来的样子大相径庭，几乎认不出来了。同去的医生说他是因为思念过甚，引起了厌食症。他耷拉着头，穿着一件灰黑色的开胸毛衫，脚上的一双亮闪闪的皮鞋让他看起来像个大孩子了，只是他看上去是那么脆弱，看到我来了，又是跳又是叫，把离家一个月没发出来的脾气全都发泄出来一样。
我则抱住他，泪流满面叫他乖宝宝。
他只在陈家呆了一个月就回家了，这场离别，本是好心，但是在孩子看来，却成了无辜的抛弃，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一步也不肯离开自己的房子，连他父亲进来抱他离开，他也又哭又叫，不依不饶。晚上睡觉也总要紧紧搂着我才能睡着。
我不知道他在爷爷奶奶那边遭受到了什么，后来他五岁时还总向我描述，陈家有一张大桌子，上面全是人头，爷爷拿着人头，讲话就像打雷一样。
我吓了一跳，这将军老头儿果然是上过战场，打过枪的，性格无比残忍。当时，我还诅咒过这老头，他的儿子——陈建国也因此牵连着一起被我骂。
“他那狠心的儿子根本不是空穴来风，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直到现在，我还因此为当时的行为忏悔。
那年春节，陈哥儿七岁，太太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意识也没有之前那样糊涂了，她好像习惯了先生经常不在家的日子，当先生隔三差五的回来，她反而不习惯了。随着先生的权利越来越大，柳家因此也获了不少光，局势也慢慢稳定，太太说准备带陈余生一起回陈家，看望爷爷奶奶，也好认祖归宗。
陈哥儿一听到母亲说这话，吓得差点哭了起来，在这幼小的心灵中，太太充当老师的角色比母亲的多得多，可能是因为哥儿自小缺乏安全感，他小时候的胆量特别小。当我们见到他的爷爷——那个拥有彪形大汉体形的老头儿坐在雪橇上，向他扑来时，他大呼救命，但是，爷爷一把从地上像小鸡似的，将他从冰上拽起，他就乐呵呵地笑了。他的胆量正是从那时候开始训练起来的。
等他上过冰，骑过马，打过枪，摔过跤，经历了北方汉子所经历的之后，他为自己小时候怕爷爷桌上那些人头而害羞，那些被他称为人头的——其实是一张张京剧脸谱，爷爷酷爱京剧，也希望孙子爱上京剧，所以每天对他咿咿呀呀唱个不停，爷爷一唱起京剧来，那声音简直比打雷还吓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