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兴，元琳。此事非同小可，我必须借重二位的大才！”桓温郑重地说道，这种事情桓云还没有什么发言权，于是老老实实坐一边安静地倾听，在合适的时机在发表自己地看法。
“桓公，我等也想不到情况居然烂到了这个地步。”超和王珣对视了一下，最后还是按照惯例由超先开口说道，“上月我接到桓公的书信后，便好生调阅了这几年度支、仓部的卷宗，发现这里面的弊端太严重了。而且诸类种种，牵涉极多。”
“首先是官吏贪墨，桓公于兴宁二年进行土断等改制后，朝廷的度支有了好转，当时各地官仓都堆满了谷米布帛，而各地官吏却开始或趁机盗窃或以好充次，各地损耗以万斛计算。王右军（王羲之）曾去会稽游历，路上无意看到余姚县一地耗盗官仓谷米居然达到十万斛之巨，难怪他会感叹重敛百姓以资奸吏。”超说到这里，不由长叹一口气。而桓温阴黑着脸。默然地坐在那里。
“第二是在编户籍百姓的徭役太重，虽然当今陛下在即位时大赦天下。减亩收为二斗，行十五税一制。但是其他杂赋取税却是层出不穷，如折变，有时是将布变米，有时是米折成布帛，有时又是将租米、布帛折成钱或其它实物，全看地方官吏的喜好。”说到这里，超举了一个例子：“由于北府机织棉布泛滥，布帛价格极低，由咸康年间（公元335~342）的一千钱掉到现在的不到一百钱。按照朝廷制度，应该是每户岁输布四匹，但各地官府却是规定只收两匹布，其余收现钱。而每匹布按升平年间的布帛价格计算净收500，有贪婪地官吏却是按照永和年间的价格800来收。此中却是相差了数倍，民众纷纷不堪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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