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因为酒精的作用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但被问到自己一直在关心和研究的问题，她还是立刻打起精神，目光炯炯地道：“当前，对校园暴力的认识、立法、处理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不足，形成治理的短板。想要依法遏制校园暴力，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应当转变观念，加大对严重校园暴力违法犯罪的惩治力度。对于校园暴力事件坚持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情节较轻的，尽量给予最大限度的感化、挽救；涉及违法，影响恶劣，理当治安拘留或者送往工读学校的，就不能简单“教育”了事；构成犯罪，甚至罪行严重，不宜宣告缓刑的，就当判处实刑，不能简单通过赔偿和解了事。通过区别对待，既彰显法律的关怀，又不失威严，公平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二是构建防治校园暴力的程序化处理机制。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针对校园暴力进行专门立法，构建了规范的处理机制，例如韩国2004年出台的《校园暴力预防及对策法》。此外，还要注意探索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预测、发现、干预校园暴力。以法国为例，早在2001年就启用了校园暴力监测软件，其统计项目非常细致，包括诸如在校园内丢石块等具有暴力倾向的行为共26项，每年法国有近95的学校向该数据库汇总校园安全信息，这就为及早发现和干预校园暴力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关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三是要加大教育宣传力度。学校要在传统安全教育的基础上强化人文、道德教育，教育学生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和善意，尊重爱护他人，呵护生命，和谐相处，避免伤害；宣传部门也应当通过公益广告、专题报道等形式，加大对反校园暴力的宣传；司法机关在抓好个案办理的同时，适时组织宣传报道，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导向。”
马利盾滔滔不绝地说着，翟高频繁地点头，表示对她的观点十分赞同，但也补充了两点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还要加强人身权利保护立法。校园暴力是社会暴力的一部分，当前，刑法制裁校园暴力往往于法无据。从域外来看，特别重视对人身权利的刑法保护，不仅普遍将攻击殴打他人的行为认定为暴行罪，而且对言语恐吓、尾随骚扰、破坏他人生活安宁等行为均予以刑事制裁。例如，日本刑法在规定故意伤害罪可判处最高十五年惩役的同时，另规定了暴行罪，即实施暴行而没有伤害他人的，最高可判处二年惩役。虽然中外立法制度、法律文化有别，但刑事立法当顺应时代潮流，深入研究包括校园暴力在内的暴行入罪问题，为社会有序发展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引。
同时针对校园暴力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惩戒、矫治制度体系。域外发达国家，无一不重视对校园暴力肇事者的惩戒、矫治。例如，德国对校园出现的恃强凌弱的‘小霸王’关注态度鲜明，打击力度大，在对两次记过后仍不思悔改的校园‘小霸王’，校方有权将其送到‘不良少年管教部门’给予强制管教。意大利刑法规定，如果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法律规定的犯罪，并且具有人身危险性的，法官可以决定将其收容于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司法教养院或者对其实行监视自由。在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落实和完善刑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中规定的收容教养、工读教育等制度，明确实施细则，加大对相关矫治场所的资金、人员投入。”
马利盾的目光闪了闪，一脸的欣喜：“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要把你的说的这两点加进去。”说着，她立刻又拿起手机聚精会神地敲了起来，完全没有注意到翟高此刻注视着她的目光有多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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