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宋一鲤，1995年出生于南京燕子巷。母亲赵英，是一名缝纫工，父亲宋北桥，技校毕业找不到工作，结婚后用两家积蓄开了个小饭馆。
缝纫机的嗒嗒嗒声充满童年，不管我何时醒来，灯总是亮着。母亲揉揉眼睛，过来拍着我的后背，哄我睡着。夜的墨色稍淡，父亲便接替母亲忙碌，双手沾满面粉，在逐渐亮起的天光中垂下静默的影子。
他们交错的时光很少，大半也用来争吵。五岁那年，酷夏炎炎，母亲不舍得开空调，用凉水冰了西瓜给我吃。父亲打落了我的西瓜，他们吼着我听不懂的话，从屋里推搡到门外，母亲跌倒了，用脚踢父亲。
那时我没有玩具，每天看很多电视，学着电视中的样子，跪下说：“你们不要互相折磨了。”五岁的小孩说这话很离谱，父母太过诧异，但没有改变他们的关系。
六岁那年，母亲卖掉缝纫机，开始凌晨和面。她说，父亲不会再回来。
“宋一鲤，你记住，以后你就没有爸爸了。别哭，妈妈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会让你好好的。”
母亲说到做到。饭馆没生意，她就给小厂装灯泡，玻璃屑卡满指缝，用绣花针挑。电动车坏了，她能扛着五十斤的大米回家，肩膀磨破一层皮。
十岁那年，家里电话响起，父亲老家打来的。“宋北桥去世了，让他儿子来磕个头。”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望着母亲无休止地辛劳。母亲经常夸我懂事，因为我除开学习时间，都在帮她劳作。母亲也经常骂我，因为我学习并不优秀。巷子里的小孩不跟我玩，学校的同学天天捉弄我，我不敢告诉母亲。某些深夜，我能听到她在厨房不停骂人，我偷偷摸过去看，发现她是对着空气骂，披头散发，边骂边哭。
别人怎么对我，我不在乎，我就笑，笑着笑着他们就害怕了。
到了大学，林艺融化了我心中一块冰。我明白自己其实很脆弱，需要一层层保护膜，才能让幼时一直流血的伤口不被暴露。即便睡在宿舍，半夜也会以为自己醒了，睁眼看见饭馆二楼的小房间，一个小孩躲在墙角的阴暗里，血淋淋的。
大学毕业，林艺第一次见我母亲。林艺带了专柜买的护肤品，妈妈不舍得用，放进床头柜抽屉里。我们结婚当天，她小心打开抽屉，旋开瓶子，涂抹到脸上。婚礼没有任何宾客，就是在小饭馆里摆好一桌酒菜，我们对着母亲磕了三个响头。母亲从收藏几十年的小盒子里，取出几份金件，说让我明天找个金店卖了，换个钻戒给林艺。新娘子，要有婚戒的。
母亲回房睡觉。半夜我们坐在门槛上，巷子深幽，灯牌照亮她的面容。我们坐了整晚，我看到新娘子眼角的泪水，而自己是沉默的新郎。
结婚半年，五十岁的母亲突发脑出血。抢救只保住了母亲的性命，她的脑子坏了，几乎什么都不记得，同一句话说好几遍。母亲走丢过一次，我和林艺满大街找了她一整天，最后接到警察的通知去领人。她摔进三公里外的河沟，被人救上来，她只会喊着我的名字，警察查户籍联系到我。
母亲偶尔清醒，但更加令人担忧。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她在煮面，手抓着面条僵住不动，再晚一些，她的手就要伸进开水中了。
我放弃收入不高的工作，回家接手小饭馆，生意再差，至少可以照顾到母亲。辞职那天，林艺哭了，说她一起帮我吧，我一个人根本没法撑下去。
我更拼命地工作，开面包车进货拉原料，林艺坐后头，母亲坐副驾。每当风雨交加，母亲听着雨点敲击车窗，会很安静，跟我小时候一样。
一次顾客退了道菜，不想浪费，我拿来自己吃。林艺不肯吃，我没问为什么，她突然哭泣，原来母亲昨夜失禁，林艺洗掉床单，却恶心得吃不下东西。
她绝望地问：“宋一鲤，是不是这辈子就这样了？”
母亲坐在收银台后，她习惯的位置，朝外看着暮色。
林艺走了，离开了这个家，十三个月，每个月月底发一条微信给我：“我们离婚吧。”
她走后没多久，母亲翻出个铁盒子，成日不撒手，睡觉都抱着。有时夜里去看她，她摩挲着铁盒，喊她睡觉，她嘿嘿地笑。
半年前，我接到电话，要份外卖。我想一笔生意也是生意，再说正好有车，就答应了。母亲依然坐副驾，我替她系好安全带。母亲时而邋遢，时而干净，这天她穿着最喜欢的缎面小袄，头发也梳得整齐。
外卖送到另一街区，我停好车，叮嘱母亲在车上等我。她仿佛听懂了，抱着铁盒嘿嘿傻笑。我帮她顺顺鬓角，她突然拉住我，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没在意，还哄她：“我很快回来，一会儿去找你儿媳妇，好不好？”
她松开了我。
客户住的老小区二楼，防盗门用绿纱糊着，应该有些年头，好几处都磨破了。门铃按过好一会儿，才听到拖鞋踢踏过来的声音，屋里的人边走边吵。
“又点外卖，你不知道外面的东西有多脏！”
“我就爱吃脏的！”
一个女孩开门，戴着渔夫帽，热裤下一双白亮长腿，她说：“上次去你家店里吃过，鸭舌真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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