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忍悲痛，想着扶孙子坐稳皇位也行，结果孙子又非要作死……
到后少帝刘弘即立，接连送走丈夫、儿子、孙子这三代皇帝的吕太后，只怕已经顾不上憧憬汉家的未来了。
二世刘盈本就是未冠而立，主少国疑；
三世刘恭，更是即立于总角之年，俨然就是一个儿皇帝！
等刘弘即立，又是一个儿皇帝——连续三代主少国疑，吕太后，已经顾不上憧憬汉家社稷，能传承几代了。
尤其临终之际，吕太后满脑子想着的，就是把兵权都交付吕氏之手，进可扶保少帝刘弘，退可保家族平安。
岂料吕太后尸骨未寒，吕氏便决定先下手为强，又被里因外和的诸侯大臣镇压，更走窄了往后的外戚家族的路。
而后，便是自代入继大统，扮猪吃虎的太宗孝文皇帝。
即位初期，太宗孝文皇帝满脑子想的，恐怕都是自己的生存问题。
生存问题解决了，便是熬死陈平，支走周勃，以执掌大权。
大权在握之后，太宗孝文皇帝意气风发间，想要学老爹刘邦‘与匈奴会猎平城’的壮举，准备和匈奴人决战，一劳永逸解决外患！
结果济北王刘兴居举兵谋反，点了汉家的后花园，太宗孝文皇帝才总算是冷静下来，并为汉家制定下‘攘外必先安内’，要想决战匈奴，就首先要安定内部诸侯势力的百年大计。
于是，往后的二十见间，太宗孝文皇帝对匈奴人予取予求，委曲求全；
对愈发不恭的关东宗亲诸侯，也是一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放人姿态。
与此同时，一边轻徭薄税，休养生息，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从而得到天下人的由衷支持，一边整备力量，准备应对早晚都会出现的关东宗亲诸侯叛乱。
直到临终之际，太宗孝文皇帝给继任者：孝景帝刘启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事有轻重缓急，可用周亚夫为将’。
临终之际，给继任者留一位能打仗的将军，而不是一个能治国安邦的大臣；
这就足以说明，在太宗孝文皇帝看来，孝景刘启这一朝，汉家是肯定要打仗的。
而且是一场并不好打，需要自己专门留个好将军，才有机会打赢的硬仗。
再加上外患匈奴的优先级，早就被太宗皇帝亲自排在了内忧：宗亲诸侯之后；
就等于说，这句‘事有轻重缓急，可用周亚夫为将’，可以直接翻译成：朕驾崩之后，关东就要打仗了；
派周亚夫去，能赢。
至于汉家的未来，太宗皇帝或许也曾瞎想过。
——好歹朕，也是被世人尊称为‘在世圣人’的明君；
太子启，这么些年也总算是磨砺了出来，少说也是个守成之主。
只要关东能评定，再在几十年后，把匈奴人的问题解决~
我汉家，当是还能再传个十几二十代的吧？
和刘荣一样——太宗孝文皇帝刘恒，当然也无法确定自己的后人，尤其是三五代之后的后人，会不会出现傻缺非要做昏君。
但太宗孝文皇帝相信：自己‘在世圣人’的名声，以及给天下人的恩惠，应该能支撑自己的儿孙，得到天下人最大限度的原谅。
事实也确实如此。
历史上，汉武大帝在位末年，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再加上西域多年拉锯，天下百姓们可谓苦不堪言。
以至于农民求生无路，不得不揭竿而起，势要推翻汉武帝这个‘暴君’的统治时，华夏历史上第一封皇帝罪己诏的问世，却让这场农民起义消弭于无形。
一纸《轮台罪己诏》，是汉武大帝在确保皇帝威严、形象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对天下人最诚恳的道歉信。
而最终，促使天下人不计前嫌，谅解汉武大帝那些年的荒唐、残暴行为的，却并非这《轮台罪己诏》当中，汉武大帝委婉道歉的态度；
而是当日的街头巷尾，许多人心中涌现出来的那句：再怎么说，也是太宗孝文皇帝的孙儿啊……
也就是太宗皇帝的儿孙，才能做出这种‘天子向百姓道歉罪己’的事儿来；
看在太宗皇帝的份儿上，就算了吧……
甚至于，直到上百年后的西汉末年，
被腐朽王朝折磨的苦不堪言、民不聊生的农民起义军，即便是打进了长安，也依旧对太宗孝文皇帝的陵寝秋毫无犯。
有人说，这是因为太宗孝文皇帝，属于汉天子少有的‘薄葬’，没什么值钱的陪葬品；
但显而易见的是：仅仅只是‘没有值钱的陪葬品’，绝对无法让已经置生死与度外，势要推翻刘汉社稷的起义军，对某一代汉天子的陵寝扣收请罪，再拜而退。
太宗孝文皇帝的遗泽，哪怕无法挽救行将奔溃的西汉，也依旧为自己，保留了最后一丝体面。
可即便是这样，太宗皇帝，也大概率不曾想过刘汉社稷，能传承千秋万代。
——太宗孝文皇帝，从来都是个务实派。
能亲自撸起衣袖，挽起裤腿，下地摆弄庄稼的主，是不可能像始皇帝那般，幻想千秋万世这种不切实际的目标的。
但千秋万世不敢想，却并不意味着宗周享国八百年的先例，是不可能遐想的。
与后世，将孔仲尼奉为圣人的时代不同：如今汉室，唯一公认的圣人，是周公姬旦。
而太宗孝文皇帝，作为天下人口中的‘在世圣人’，难免就会把自己，放在和周公一样高的位置。
周王拉车八百步，周室享国八百年；
汉家也出了个‘圣人’，那汉家，又为何不能享八百年社稷？
这，或许便是太宗孝文皇帝对汉家的未来，最能怀有的、最为理想的憧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