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朝鲜半岛，情况甚至比两湖两广还糟糕，就算有刘荣猛踩油门，也需要大几十年，甚至一百年。
也就是说，汉家如今这三千万人口，已经不少了；
把内陆地区没开发的荒地开发一下，人口增长到四千多将近五千万，便要到达临界点，开始出现土地兼并的问题了。
也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天子大赦天下，才会显得有意义。
——满共就三千万的人口，若是没有大赦，每隔几年就要死成千上万的壮劳力！
如今汉室上百万的军队武装力量，就是从不到千万的壮劳力里选拔出来的！
壮劳力大几百万，动不动死个万儿八千，千分之好几，长此以往，那还了得？
所以，与后世人印象中，封建时代动不动诛九族、夷三族，杀的血流成河所不同：封建时代真正常见的极刑，其实并非死刑，而是徒刑。
所谓徒刑，便是流放。
好一点的，是流放边疆，卫戍边境，戴罪立功；
再不济，也是流放边郡，以实边疆人口。
故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对于封建王朝而言，人口，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尤其是壮劳力，不单是一个可以贡献农税、口赋的单位，还是一个可以服兵役、劳役，提供兵源、劳动力，乃至维系一个农户家庭的重要个体。
这样的个体，每多一个，国家就更安定、更和谐，也更强大一分；
每少一个，帝王就更无力、更无奈，也更羸弱一分。
当这样的个体足够多，且国家养得起、承担起这么多人口时，那便是国家的发展期、扩张期。
而这样的个体变少，便会导致国家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所以，对于封建时代的底层民众而言，帝王大赦的合理性，源自其足够公平。
但对于封建王朝，尤其是对天子本人而言，大赦天下，却是实实在在的人口问题、现实需要。
天下人可以接受天子因为愤怒，而杀某个人全家，却不能接受皇帝因为一己私怨，拒绝大赦天下。
百姓眼中，不够仁慈，不够宽容，是昏君的重要辨别标准之一。
而对后世人、对历史，乃至对帝王自己而言，是否重视人口问题，是否认清人口对国力的重要影响，也同样是明君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
能明白人口的重要性，能切实保障人口增长，愿意为了人口增长做点什么，并努力去养育这么多人口的皇帝，就算比不上封建帝王的天花板：汉太宗孝文皇帝，也绝不会差到哪里去。
反之，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皇帝，上限也顶多就是吹吹捧捧上去的十全老人。
可惜的是，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帝王，都把‘爱民如子’四个字，当成了挂在嘴边的空话、套话。
亦或者，是只认识到了这四个字的表象，只顾着扮演‘爱民如子’的人设，却忘了帝王爱民如子的本质，是‘民’对国家、对政权，乃至对文明的重要性。
作为穿越者，刘荣不敢说自己看透了一切，先知先觉，但也愿意朝着自己认定的正确方向，再走的更远些、靠的更近些。
所以，大赦天下这种极具封建王朝特色的落后制度，刘荣也并没有表现出抗拒。
反而还认可其为现有条件下，相当有效的人口保持、劳动力留存手段。
毕竟在后世那十几万万人口的时代，老板们张口闭口‘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囚犯自然也就死有余辜，百无一用了。
但在这个人口稀缺，每一个能活到成年的人都有大用处的时代，哪怕是犯人，乃至死囚，也都有其存在价值。
也正是这种认知，让眼下的刘荣犯了难。
——大赦，是众望所归，甚至是刘荣自己也认同，认为再也拖不下去，非做不可的一件事。
但先前，刘荣没有想到的负面影响，却在此次大赦前尽数涌现。
像条侯世子周阳这样，不该因‘大赦天下’而逃过法律严惩的案例，并不在少数。
此外，还有许多因其他方面——如粮食官营、盐铁官营等事，而得罪了刘荣，被刘荣视作改革阻碍的人，也让刘荣心里烦闷的不行。
不是刘荣心眼小，非要谁死；
而是有些人，真就是死了利国利民，活着祸国殃民。
刘荣哪怕摒弃全部私心，完全从国家、文明的角度出发，也依旧认定他们能为华夏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死在刑场之上。
甚至于，若刘荣但凡有一点私心，都可能会心软，觉得可以放他们一马；
反倒是绝对的公心，让刘荣坚定地认为他们该死……
“难办啊~”
…
“呵；”
“难怪当年，纵是看到先帝老爷子，动不动就在殿外的瞭远台，盯着长安的夜景发呆。”
“——做皇帝，还真是难呐~”
“遇上的人或事儿，极少有一对一错，一目了然的正确答案。”
“要么，是两个对的答案，让人分不清哪个更好、哪个风险更低；”
“要么，是两个错的答案，让人分不清哪个稍好些、造成的负面影响稍小些……”
思虑间，刘荣免不得一阵苦笑摇头，愈发感到身心俱疲。
却并非情绪低迷，而是单纯意义上的身体疲劳，外加精神疲惫。
——前世，看到某些伟大的人，因为短时间的高负荷工作，而肉眼可见的衰老、虚弱，刘荣还当是他们在作秀。
真正做了皇帝，做了这汉家的天，刘荣才终于明白：都是真的。
能力越大，责任或许不会越大；
但责任越大，压力必然会越大。
而这种压力，对人身、心的摧残，也必然是猛烈且不可逆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