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对于华夏武将而言，军事方面的最高成就是什么？
后世人或许会说，封狼居胥，饮马瀚海！
数百年前的宗周列雄会说，开疆拓土，百战百胜！
但这个问题在如今汉室——准确的说，是在如今的草原上，却是出奇一致的。
一个汉人将领，在草原游牧民族这里，所能得到的最高成就，或者说是最高‘待遇’，是被塑像朝拜。
究其原因，自然是匈奴人兴奋地原始萨满教，主张世间万物皆可成神的思想。
所以，只要是匈奴人打不过的，无论是人还是物，都会被捧上神坛。
小到一块石头，一棵树木；
大到匈奴单于，又或是汉人将领。
只要是能让匈奴人束手无策，甚至反伤匈奴人的东西，便都会在草原游牧民族的价值体系下被神化。
按照这套价值观，就好似匈奴人眼中，世间只有自己一人是‘人’。
主打的就是一个自我以下皆蝼蚁，自我以上皆神明。
刘荣始终认为：后世姨妈巾国人的思想价值体系，与这两千多年前的匈奴原始萨满教，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勾八就是欠揍！
你好声好气跟他说话，他就会觉得你是怕他，随即得陇望蜀，蹬鼻子上脸。
有事儿没事儿给他两个大嘴巴子，他就会觉得：嗯，敢打我，还打疼了，果然是神明没错了。
于是，你就成了他慈祥的父亲。
而在这一套思想价值体系下，匈奴人神化一位汉军将领最直接、最直观的方式，就是为这位汉将捏塑泥像，并早晚朝拜。
他们会认为，这位天神降之于汉家，暂时在世间给汉人做将领，早晚都会回到天上的在世神明，必定会被自己的虔诚所打动。
如果自己运气够好，那这一世，自己就能得到这位在世神的庇佑。
就算运气差些，这辈子没能得到这位在世神庇佑，也起码能为自己结下下辈子的善缘。
下辈子能别再投胎到草原，而是去温暖的中原，做衣食富足的汉人，自然是最好不过。
至不济，也至少别再投胎成底层牧民，乃至牧奴……
在历史上，有许多汉家将领，曾得到过游牧民族这一特殊方式的崇拜。
比如太宗孝文皇帝年间，驻守云中足足二十多年，始终确保云中城门不破、城墙不失的郡守魏尚；
比如历史上，与景帝、武帝年间历任边郡，打的匈奴人哭爹喊娘，以至于典属国公孙昆邪疾呼‘快让他收了神通吧’的飞将军李广。
自然，还有千百年难出的帝国双壁：卫青、霍去病。
却鲜少有人知，原历史时间线上的苍蝇郅都，也曾为匈奴人塑泥神像，以早晚朝拜。
可以这么说：在历史上的西汉前半页，判断一名武将是否名副其实、真有本事时，最具含金量，同时也最具说服力的判断依据，就是看匈奴人有没有为其塑像。
如果有，那无论这个人被太史公黑成了什么样，这个人都是有点东西的——而且不止‘有点’。
反之，一名汉将，哪怕是被太史公吹得天花乱坠，又是功勋卓著、又是智勇双全，只要他没有被匈奴人塑像，那他就是个铁水货。
最起码，也能说明这个太史公口中的‘名将’，从来都不曾打疼匈奴人。
要知道游牧民族，向来都是直来直去的。
只要你把他打疼了，他说塑像就塑像，说认父就认父，半点都不带含糊的！
什么见风使舵、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的技能，更是早就被草原游牧民族点满。
这样一群人，你都没能让他们为你塑像？
你还有脸说你是汉将？
而郅都这个人，大抵是因为‘逼杀太子荣’这一政治污点，以及被窦太后赐死的悲惨结局，在史书上留下的痕迹并不多。
但即便如此，即便太史公极力笔削春秋，终也还是不得不留下这样一段描述。
——在太子荣死后，（孝景）皇帝为了保护郅都，将其任命为雁门太守，使其戍边卫疆；
而后几年，郅都率军抵御匈奴人入侵，被（匈奴人）誉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
匈奴人用木头刻出郅都得形状，立为箭靶，是士兵们策马挽弓，但士兵们畏惧郅都，居然没人敢射中郅都形状的木靶。
于是，直到郅都失去，匈奴军队都再也没有靠近过雁门……
短短几句话的描述，能提炼出来的信息量，却堪称海量。
首先，最核心，同时也是最惊人的一点是：战克之将，国之爪牙，并非汉家内部自吹自擂，又或是看在景帝刘启的面子上，将郅都这个景帝心腹吹吹捧捧上去的；
而是匈奴人在亲身体验过后，‘官方认证’的用户评价！
其次，从历史上的孝景皇帝年间，匈奴人在汉室边境的活动规模、频率，我们其实也不难发现：在孝景皇帝年间，汉家的边墙并不很太平。
虽然吴楚之乱前后，匈奴人始终没有真正干涉汉家的内部动乱，但无论是在吴楚之乱前，还是在吴楚之乱平定之后，匈奴人在汉北边境的‘活动’频率和规模，都可谓与日俱增。
尤其是在吴楚之乱平定之后，匈奴人就好似是因为自己错过机会、没有在吴楚之乱中横插一脚而懊恼不已；
于是接连多年，对汉北边境进行高频次、高强度入侵，以作为宣泄。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历史上的汉景帝后元三年，即公元前141年。
却也并非是到了这一年，匈奴人就不再侵扰汉室了。
而是匈奴人针对汉室的侵扰，在这一年到达了巅峰，并最终促成了一件并不亚于太祖皇帝白登之围、吕太后受国书相辱，以及太宗皇帝十四年，匈奴先锋火烧回中宫的国家级耻辱性事件。
——汉景帝后元三年，天子启病重弥留，遂使皇太子刘彻提前加冠，为即将到来的政权交接做准备。
得到消息，匈奴单于挛鞮军臣当即下令：尽发幕南、河西、河套可战之兵，各自就近奔袭汉边关隘，发起对汉室版图的全面入侵！
恰逢彼时，汉室在吴楚之乱平定之后，为削弱宗亲诸侯所制定的一系列削藩政策，都到了下刀割肉的关键时刻。
为确保万无一失，景帝刘启将北墙相当一部分戍边力量，都调去了关东驻防，以免关东生变。
边关防务空虚，匈奴人又是趁天子弥留、人心惶惶之际倾巢而出，边关防线自然是一触即溃。
短短十数日，汉-匈边关悉数燃起战火，边墙关隘、要塞及军事重镇大半告破！
数十万边郡军民，就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这一年，为后世史家公认为汉室北疆四郡，在两汉四百多年历史当中，最苦、最难的一年。
在这一年当中，汉北四郡遭受了匈奴人长达数月的驰掠。
四郡军民，战死、伤残，又或被掳走的人数高达十几万，占了四郡总人口的至少四成！
定囊、雁门、代、上四郡，更就此元气大伤，在往后数十年里接连不断接收内陆移民，才总算是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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