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还是爸说得对，主意正。”范文功见父亲这副神态，很是得意满足，不由自主地高声附和道，“就按爸刚才说的去做，看他李满荣能干个啥？”。
见此情景，范文斌恨不得扇弟弟几个耳光，但转念又一想，对这样很愚昧顽固的人，还苦口婆心地讲啥股东红利，简直是对牛弹琴。
王芳担心他们父子兄弟再喋喋不休地吵起来，就赶紧递了一个眼色给大儿子，又说了一句，“斌斌，天不早了，你先去睡觉，养好身子要紧。”。
对母亲的一丝，范文斌当然很清楚，就忍不住长长的叹了一口重气，冷冷地瞥了一眼父亲与弟弟，而后，气呼呼地走出了堂屋。
于是，这场父子弟兄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引发的争吵，就这样在沉闷的空气里结束了。用一个很形象的词语来形容，就叫不欢而散。
与李满荣遇到的情况相比，像这样的争吵，在这几天里，还算是比较简单平和的，最起码没有闹到父子兄弟当场翻脸，甚至，动手动脚不可收场的地步。
后来，在村委会里，两人说起各自所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都禁不住摇头叹气，苦笑着很是感叹连连。
历史上，从古到今，历朝历代，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因而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农民问题。很多问题的解决，就在于农民问题的解决。
1937年，在延安，对来访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伟人说过一句话。“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光辉经典著作中，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时至今日，范文斌才真正很深刻地认识到，中央1号文件连续多年高度关注聚焦“三农”问题，是多么的重要英明，又是多么的富有战略价值，有着很重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老范呀，这才有几天，你就尝到了这里面的酸甜苦辣麻。”见范文斌满脸无奈，李满荣打趣地说，“我当了一年的村委会主任，早就习惯了。”。
他有心说，你老父亲范有民那个犟牛，自从我当上这个村长后，就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处处与我作对。前几天，还在村委会大院里，与我公然大闹了一仗。
如今，你这个昔日的上市公司大老板，虽然也是农村长大的，现在身入其中，才真正体会到农村里这些鸡零狗碎的破事情，是非常折磨人的，到了哭不出眼泪笑不出声的时候了。
也难怪元旦过后，上面派来范家渡当“村官”的那个女娃娃，叫张秀萍，去年大学刚刚毕业，在村里呆了仅仅半年时间，就以结婚成家为由，辞职拍屁股走了。
临走时，很感慨地说了一句大实话。李主任，这个村官，说起来好听，可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理解其中的委屈苦楚呢？
“难是很难心，可不能就此撒手不干呀。”范文斌苦笑着，语气依然很坚定地说，“这世上，要想干成一件事情，没有一件是不难心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二十多年前，自己怀着创业的激情与信心，离开深圳幻影公司，告别陈志杰秦铭泰等人，回到家乡大安时的那段很难心的岁月。
创业初期，要资金没有资金，要办公地址没有办公地址，自己既是老板，又是业务员，颠颠颠地去国有银行贷款，遭受冷嘲热讽不说，还碰到了一鼻子灰，说不出一句话来。
与那个时候相比，现在，就很容易多了。如果能够将建设度假村的土地拿到手，前期建设资金靠章国元这个腰缠万贯的大亨，应该能够很快建设起来的。
与父亲弟弟吵过架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又与父亲又说了一会儿话。但是，左说右说，父亲就是不答应，还说出了一条歪理，这个面子，他范有民是不会给李满荣的。
后来，范文斌很仔细地一思索，如果真要想说动越来越固执的老父亲，这样直来直去绝对不行，还得找另外更高明的方法才行。
此时，在村委会里，面对这样很现实的局面，李满荣很郑重地说：“老范，依我看，对那些见钱眼开不愿意入股的人家，就直接给一笔钱算了。”
“你知道，有些人的眼光，很短浅，鼠目寸光，只能看到自己的脚面上，再怎么说那么多，也是白说，把你我气出毛病来，就一百个不划算了。”。
范文斌心想，这也是一个办法，就禁不住苦笑着说：“行，只要能够尽快拿到土地，要钱的就给钱，想入股的更好，双管齐下，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