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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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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章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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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上市公司两三千家,业绩下滑,亏损的很多,又不是你一家,造什么假?到头来,还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自受。”。

    说完,紧盯着对面坐的范文斌,片刻,竟忍不住冷声笑了起来。在高义勇看来,这段时间里,范文斌好像没头的苍蝇,乱了方寸章法,到处乱撞,又处处碰壁,最终,将自己碰的鼻青脸肿。

    从那个很偏僻的盛产枸杞子的乡镇,调来糜滩乡当一把手,已经快一年了,而且,在这一年里,也干出了一定的成绩,让很多当初对其有怀疑的人,在刮目相看之余,也渐渐滋生出了很多敬意。

    上一次,在黄河边的农家乐里,与范文斌宁鹏喝酒时,答应找钱帮助他们脱离困境一事,高义勇也没有食言。后来,确实找了一些钱,尽管没有黄卫东筹集的那么多,但也算尽了一份同学之谊。

    “唉,说不得说不得,迫不得已迫不得已,不得不如此。”范文斌摇摇头,很感慨地叹了一口重气,苦笑着说,“今年是龙年,也是我的本命年,很不吉利。”

    从古到今,中国人是很讲究属相的。本命年是指一个人的年龄在十二岁、二十四岁、三十六岁、四十八岁、六十岁等,中国的历史记载,十天干加十二地支形成六十甲子,每一年就有一位“岁神”轮值,当值的岁神就是“年太岁”。

    关于本命年之说,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一直相传至今。中国人崇尚“红色”,在人们的心目中,红色是一种具有强烈生命意义的色彩。比如,人们过年要帖红春联、红窗花、挂红灯笼等等,达到“趋吉辟邪好运连年”的目的。

    正因为有这个习俗,过年时,段向梅才给丈夫买了一条红腰带,还紧紧嘱咐他,一定要系着,保佑他今年好事连连百利百顺。这条裤腰带,代表了妻子对丈夫的一片疼爱关心之意,令范文斌很是感动。

    “是啊,你说的很有道理。一遇到本命年,就是不太吉利。”高义勇比范文斌大一岁,去年,也就是2011年,恰好是兔年,也是他的本命年,现在回头一看,确实很不顺利。

    在那个盛产枸杞子的乡上,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乡干部,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最后成了一乡之长。说句大实话,很不容易。

    去年,因为“农村低保”工作做的不细致,发生了群众上访事件,而自己也因此差一点被上级撤职。如今回想起来,高义勇的额头上还冒冷汗,

    2003年,在城市低保制度取得重大突破后,民政部开始重新部署农村低保制度的建设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在全面摸清农村特困户底数的基础上,决定在未开展农村低保制度的地区建立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由此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形成了一种局面,这就是农村低保制度和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双轨并行”的局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多地实现城乡低保标准的统一,是社会救助实现城乡统筹的具体体现,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壁垒,保障民生底线公平,让更多困难群众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

    但是,从1997年国务院下发通知,要求在全国建立城市低保制度开始,到如今,低保在城市农村的全面覆盖,低保制度经历了10多年的发展,为城市和农村的许多困难群众织就了一张“温饱之网”的同时,这本该由困难群众享受的福利,却有不少落入了“官保保”手里,令人非常痛心。

    根据民政部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对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负责将申请材料等报送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去年,就是因为审查不严,导致乡政府下属的个别村委会干部,也就是“村官”,把国家安排自己管理的低保资金,当做发给自己的“红包”,利用手中的权力,冒名顶替真正的贫困户而领取低保资金,或者违规安排自己的近亲属“吃低保”。

    此刻,一想到这些发生在本命年很不利的事情,高义勇似乎也理解了范文斌的艰难处境,随即,也微微叹了一口气,深有感触地说:“老同学,我也一样。”。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暗自为自己感到很庆幸。在接到群众的举报后,幸亏自己眼疾手快英明果断,立即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很严厉地追查,将那些被冒领的低保资金,发放给真正的贫困家庭。

    而且,就地免除了那几个胡作非为的村干部的职务,才总算度过了这一难关,保住了自己头上来之不易的“乌纱帽”。刚过完年,就被调到与县城一河之隔的糜滩乡来了。

    鉴于这次很沉痛的教训,在范文斌提出想让其二弟范文功代替李满荣而担范家渡村长的时候,他才既没有肯定答应,也没有当面拒绝,而是采取了很婉转的策略,以自己刚刚调来糜滩乡,不熟悉情况为借口,让他耐心等一等,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说。

    不知不觉,几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期间,范文斌再也没有追问过此事,而高义勇也佯装糊涂,当然不会主动提这件事情。因为,在他看来,李满荣与范文功相比,不论从哪方面来说,前者要强过后者很多。

    在李满荣当上村委会主任后,确实干了几件让高义勇很满意的事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积极引来资金,将原来坑坑洼洼的道路,全部用水泥硬化,极大的方便了群众的进进出出。

    还有,又自掏腰包,花费了几十万元,修建了一个很大的活动广场,配置了很多健身器材,让群众在解决了温饱,以及闲暇之余,有了一个唱歌跳舞的大舞台,与城里人一样,休闲健身,丰富文化娱乐生活。

    就凭这两件看得见也能够拿得出手的事情,高义勇也不会很轻易答应范文斌,让李满荣下台,而让其二弟,那个叫范文功的人上位。

    当然,还有一层更深的缘由,高义勇没有告诉范文斌。那就是李满荣的父亲李积真,其党龄可是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党员,当了四十来年的大队支书,在今天看来,是有很大功劳的。

    据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为了解决住在黄河边而没有水吃的尴尬局面,李积真带领群众,不畏艰险,人抬驴驮,硬是用血肉之躯,修建了一条至今还惠及黄河两岸群众生活的惠民渠。

    就这一件事情,在高义勇看来,功比天高,完全可以流芳百世,而今,李积真年纪大了,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了下来,颐养天年,自己又怎能忍心做出对不起这位老支书的糊涂事情呢?

    想到这儿,高义勇喝了一口茶,又想,这个老同学,尽给自己出难题。这次约请自己来华城集团见面,肯定是与县税务局的这次查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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