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谢福库采取了什么办法，让李繁远走高飞了，周博逸不想知道。这是她一贯做事的原则，只要结果不问手段。就像逼范文斌签署那份对赌协议一样，可以尽情施展能够施展的手段。只要他签字画押，就成功了。
不过，有一天晚上，在谢福库租住的小楼房里，两人一番云雨激情后。这位新任信贷科长忍不住夸耀起自己的功劳，想让顶头上司明白，在这件事情上，他可是立了大功的。
接到周博逸的重托之后，谢福库并没有即刻行动，而是在下班之后的时间里，到处转悠，想弄清楚李繁是不是真地潜入了大安县城。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在一次李繁出去吃饭的时候，让他撞见了。
于是，谢福库躲在暗处，打电话叫来自己在县二中读高中时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让他认清楚李繁后再下手。这个同学叫韩浩，在乌兰山脚下开了一家名为“顺驰”的汽修厂，据说在大安混社会混得很清楚。
为了完成顶头上司交付的重任，让这个倒霉的前任合丰银行大安支行信贷科长早一天离开大安，也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利用李繁是外地人这一弱点，两人连夜设计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
后来，韩浩很得意地告诉谢福库，说李繁接到那张充满浓浓恐吓意味的纸条后，就很快离开了大安县城，还信誓旦旦地说，是他亲眼看见李繁像一条丧家之犬，夹着包，灰溜溜地坐班车走了。
于是，谢福库按照事先的预定，很及时地支付了劳务费，也很及时地向周博逸表功，说李繁再也不敢回到大安县城了，从而解除了顶头上司一块说不出口的心病。
此刻，见周博逸说到了李繁，范文斌在吃了一惊之余，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件事，竟忍不住暗自一笑，心想，还是姚冠群智谋出众，这一招借刀杀人，很高明。
“范总，我说的话对不对？我可不想成为第二个李繁，可悲又可怜。”周博逸很优雅地吃了一口菜，继续冷声说，“这个行长，我当了才几个月，还没有当够呢。”。
自记得事情起，她就以父母亲是手握实权的高官而沾沾自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就是双轨制。
这样，每一种产品都逐步形成了两个价格。一个是国家管理的供需的价格，即计划内商品价格，而另一个是这部分供给之外的商品，不论国企还是民企，企业自主定价，市场会根据需求形成价格。
后来，原来的计划内商品也有了市场价格，和计划外商品演化为两类商品。一个是大部分国家计划，小部分市场定价，一个是小部分国家定价，大部分市场定价，而且，各种商品都有并行的两个价格。
随即，全国各地发生了“抢购风潮”，包括食品家电烟酒等，甚至还发生了抢购食盐的风潮，也导致了物价上涨。在物价连续上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含义很丰富的名词，“官倒”。
由于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存在着巨大差距，一些有政府背景的人，通过权力获得计划资源，将计划内商品拿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以便获取暴利，成为了让群众很不满意的“官倒”。
周博逸的父亲是江苏一家大型国有电器企业的厂长，行政级别属于市级干部，而母亲则是省政府的一个处长。这样的家庭出身的独生女，自然也就是名副其实的宝贝，也很早就意识到了权力的重要性。
自出任合丰银行大安支行行长以来，她在尽情挥洒自己的聪明才智，为银行的发展乃至上市殚精竭虑谋划的时候，也尽情地享受权力带来的许多实惠。
每当看见那些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所谓成功人士，包括范文斌在内，为了获得贷款，在自己面前低声下气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很浓重的满足感。
正因为如此，她才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逼迫范文斌签署那份凝结了自己很多心血的对赌协议。唯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自己在合丰银行大安支行行长这个宝座上，坐很长时间，而不像李繁那个倒霉鬼，当了没有几天信贷科长，就落了一个很可悲又可怜的凄惨下场。
“周行长，你我是多年的老朋友，我怎会做出这等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呢？”范文斌也是一笑，用略含感激的语气，态度很坚决地说，“再说，当初，如果不是你的大力支持，华城集团也成不了上市公司。”
这是一句大实话。在华城集团上市前的那段很紧张的时间里，周博逸专程去了一趟北京，找见了一个在证监会上班的大学时期的同学兼闺蜜。而后，费了很大的周折，最终，在成就了范文斌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见范文斌这样说话，周博逸微微一笑，轻轻叹了一口短气，语气略有舒缓，继而，深有感触地说：“你没有忘记这件事，说明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片刻，又用怨恨的语气，发泄似地说：“不像有些人，用得着人的时候，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恨不得下跪磕头，可是，一旦用完了，就抛至于脑后，置之不理，甚至反目成仇。”。
在担任国有银行信贷员以及合丰银行大安支行信贷科长期间，她遇到了很多这样忘恩负义的人。起初，还很不适应，难以接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慢慢适应了的同时，心肠也变得一天比一天冷硬了起来。
有时候，她也扪心自问，和刚刚毕业的时候相比，自己怎么会变成了这样一个人，但是，继而又一想，社会如此，人不能不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范总，你要想将债券本息一次性结算清楚的时间，往后推迟，说实话，这个事情，我确实做不了主。”周博逸也喝完一杯酒，举着酒杯，幽幽地说，“在合丰银行，只有赵董事长一个人能够做主。”。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很得意地想，把问题推给银行董事会最高领导，将自己解放出来，让范文斌去跟赵英哲说话，不失为一个很高明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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