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范文斌考上武汉大学，高义勇上了一所很普通的中专，而宁鹏则榜上无名，只好回家接父亲的班，开着东风卡车，从蒙县王省城兰州拉煤。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事情。
见范文斌露出一丝犹豫不决的神色，宁鹏又说：“说不定，高义勇会有办法筹集到钱的。他现在是糜滩乡的最高领导，权倾一方，找几个钱，恐怕很容易。”。
这句话顿时提醒了范文斌。于是，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但愿如此”后，就随宁鹏来到了黄河边的那家农家乐里，与昔日的同学高义勇一起喝酒聊天，也想借机发泄发泄心中的压抑闷气。
此时的黄河，由于上游刘家峡水库储水的缘故，大安这一段的水位，相比夏天，降了很多，水势很平静缓慢无波无浪，失去了那种恶浪滔天的滚滚气势。
恰逢今天是个不冷的阴天，又是礼拜六，在黄河边游玩的人很多。天上布满了层层叠叠的毛卷云，状如灰白色的羽毛。西湾将军古坪上空的那一团，还呈现出淡淡的黄色，很是好看。
“老范，为了区区几个钱，把自己愁成这副模样，划得来？”高义勇喝了一杯啤酒，紧盯着范文斌，用揶揄的语气，粗声亮嗓地说，“让你在十天时间之内筹集这么多的钱，还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大安一个很偏远的乡政府。上班第一天，就跟在乡长的屁股后面，颠颠颠地挨村挨户地搞素有天下第一难之称的计划生育工作。
这一搞，就是十年，直到老乡长退休回家抱孙子去了，已经是副乡长的高义勇，还在领着一群年轻人，不分昼夜地抓计划生育工作。
苦总算没有白下，力总算没有白出。在抓计划生育抓出了一定的成绩，为乡政府赢来了一块先进奖牌的同时，高义勇也被提升为该乡乡长。直到今年过完年，才被调到糜滩乡担任书记。
“老同学，你有没有办法，帮我筹集几百万？”范文斌看着依旧大大咧咧的高义勇，思索了一会儿，用试探的语气问道，“如果到时候支付不了工程款，麻烦可就大了。”。
一想到那群要钱不要命的农民工，举着标语，喊着口号，紧紧围堵在县政府大门前，誓死讨要工资的情景，范文斌觉得头皮发麻，心中的郁闷气更浓了。
这样的情景，以前他见过几次。因为一个外地包工头卷钱跑路了，一伙穿的破破烂烂的农民工，男男女女，迎着冬日寒冷的阳光，围堵在县政府大门前，口口声声要县长出来，替他们讨回血汗钱。
这样闹，对这伙农民工来说，目的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讨回血汗钱，但是，对县政府来说，政治影响可就大了，甚至会影响到现任官员的政治前途。
于是，范文斌不得不提防岳延龙，这个段向梅的远方表兄，在没有按期拿到工程款的情况下，一怒之下，不顾一切地带领那帮农民工，整日围堵在大安县政府门口闹事。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真的发生那样的集体讨薪事件，别说慨然而起临危受命的范文斌，就是副县长陈彦庆，恐怕也难辞其咎，不好向上级组织，不好向风雷厂几百口嗷嗷待哺的下岗职工，不好向大安全县五六十万人民交代。
宁鹏接过范文斌的话头，微笑着添油加醋地说：“老范说的很有道理。岳延龙已经给我们宽限了十天，再支付不了工程款，真的交代不过去。”
如今，一想到低三下四让岳延龙宽限一段时间时的那个难心，宁鹏就一肚子火气。如果时间倒退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地点也换成蒙县小煤窑，说不定，他会将岳延龙的脑袋当即打出一个血洞。
可是，现在别说动手，就是祈求他能够答应宽限十天，也已经感恩不尽了。他清楚，岳延龙也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想出了这样一个万般无奈的不是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