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还有一招就是控制教会的财政大权。尽管教会是宗教机构，但也不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教堂需要打理、维修，教士们也要吃饭，还要定期举行礼拜、弥撒等活动，这些都是要钱的。而教会的收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信教者的捐赠，一是其他产业收入，如地产、田产，有的教会还兼办学校，收取学费，还有出售一些宗教物品等。
但华东**将教会的其他收入全部禁止，除教堂之外，将其他的房产、地产之类全部没收，宗教机构要那么多产业做什么；而教士的生活费、教堂的日常维护费用都由**支付；并禁止教会兼办学校，传教士可以兼任老师，但必须是在专业的学校里去任教。
而对教会的捐赠收入，华东**当然是无法禁止，但华东**要求教会将捐赠、开支全部记帐，并指定专人负责，定期上报，同时教会组织活动也必须申报，这样了解、控制了教会的财政大权和组织活动，也就可以将教会牢牢控制住了。
最后一点是，华东**只承认现有的主持教堂的外国传教士，而对新来的主持者一概不认可，即使有上层教会的委任也没有用，因此一但现有的主持神父死亡、调任或是因犯罪被捕，华东**就会自行任命新的主持神父，当然都是中国的教徒。虽然中国教徒中也不乏有真正的虔诚信教者，但毕竞是中国人，绝大多数人还是会站在自己的祖国一方，何况现在是华东**当家，外国人在这里早己不能高人一等了，媚外者自然也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间，新任的中国主持神父基本都能和华东**保持一致。
而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逐步用中国人来取代外国教士对教会的控制，让教会重新回归宗教层面上，而且还能使华东**治下的教会彻底摆脱外国教会的控制，最终是自成一系，并和华东**保持一教。虽然这样的教会得不到国外教会总部的承认，但一般的教徒并不会在意这些事情。因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人对宗教也都相当的包容，甚致有很广泛的信仰多种宗教的基础，只要不受到外来势力的控制，就不会出什么大事。
华东**收回上海租界之后，将这一套对教会的管理制度完全移植到上海。而且华东**收回上海租界时，正直与英法两国宣战，因此租界的英法两国人都被限制自由，包括全部英法籍的传教士，因此有相当一部教堂失去了主持者。而华东**有了在天津、青岛等地对教会的管理经验和基础，也培养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可靠的教徒，于是在华东**稳定了上海的局势之后，立刻从天津、抽调了一批教徒来上海，有的接管了教堂，有的则在其他教堂担主管财务的执事，而普通教众见教堂依旧开业，神父教士人员也都齐备，也就不在意主持换了人，当然在这其中也有少数人借机闹事，但华东**对这样的人绝不手软，很快就被打压下去，于是上海的教会也就很快稳定下来。
圣三一堂原来的主持神父原来是英国人，在华东**收回上海租界时，他和其他英国人一样，被限制了自由，于是华东**指定一名来自天津的中国教士担任圣三一堂的主持神父。
这位中国教士叫黄翰文，原来是教会收养的一名孤儿，已经入教20余年，不仅对教会的一应事务都十分精熟，而且还学会了不少现代知识，并精通英法两国的语言，不过此人虽然入教20余年，但由于他入教时已有16岁，并接受过一些传统的教育，因此在教会学习知识之余，还坚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在思想中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且对华东**也十分支持，认为只有华东**才是中国的希望，当然也很受华东**的看重，于是这次也对他委重任。
而在华东**和英国的谈判结束之后，原来主持圣三一堂英国神父恢复了自由，但主持位置却没有还给他，只能回圣三一堂当一名执事。当然不仅是他，其他的英法籍主持神父也都一样失去了主持教堂的位置。
虽然有些传教士对此不满，但这时上海已是华东**说了算，当然没有地方去讲理，而在台湾海峡海战结束之后，远征军彻底失败，传教士们也彻底死了心，有一部份传教士只能屈从事实，安心的当一名执事；而有的却自觉无面，索性就放弃了教堂，转投到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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