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会试录取名额没有定数，最少的一次只录取了三十二人，最多的如洪武十八年乙丑科和永乐四年丙戌科，录取数高达四百七十二人。其后，各科有时录取一百人，有时录取两百人，有时录取二百五十人、三百人人，多少不一，都是临时根据吏部奏请定夺。等到明宪宗成化十一年乙未科以后，才作出规定一般录取三百名为限，如有特殊情况，临时提请及恩诏增广五十名或一百名，此“非恒制”。
此次正统十三年戊辰科，之前朝廷公布的拟定录取人数为一百五十人，与前几科录取人数相同。
会试录取的人，称为中式举人，在清朝称为贡士，中式举人第一名叫作“会元”。明朝初期，会试录取不分南北。洪武三十年丁丑科，学士刘三吾、白信韬担任会试主考，录取了以宋琮为首的52人，全都是南方人，而三月廷试的第一名还是南方人。
发榜之后，北方考生哗然，指责刘三吾、白信韬是南方人，录取时偏袒同乡。朱元璋也认为这次录取有偏向，十分恼怒，即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进行复查。
复查之后，又有人告发说张信等人是在刘三吾的指使下，有意把不好的卷子呈送皇帝审阅。朱元璋听了更加生气，便下令处死了白信韬等三人，然后老朱亲自阅卷，重新录取了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再次廷试，选韩克忠为第一名，这些都是北方人。
当时人们把这两次的录取称为“南北榜”和“春秋榜”。从此以后到永乐年间，都没有明确规定分地域录取。直到洪熙元年，明仁宗才命杨士奇等人制订录取额限，南方人占十分之六，北方人占十分之四，而宣德、正统年间，又明确分为南北中三卷，在录取的一百名进士中，南卷取五十五名，北卷取三十五名，中卷取十名，虽然每科录取人数不定，但是比例还是这个比例。
赵彦此次会试的竞争对手实际上便是同为北方的举子，而北方举子在所有考生中的占比绝对超不过三成。再说的详细一点，在同为北方举子的八百名左右的考生中，赵彦只要能考到前五十名之内，中进士这事儿便算是板上钉钉了，所以在此处会试当中，相对于神童遍地走、俊杰多如狗的南方众多举子来说，赵彦算是顶幸福顶幸福的那一类人。
会试自二月初八入场到二月十六出场，说是九天，实际上也就是七个白天八个夜晚，初八入场后并不是立即开始考试，而是要等一晚才开始。
赵彦进入自己的号舍后也没闲着，因为考试期间吃喝拉撒睡都要在逼仄的号舍内进行，所以他第一时间便将自己带进来的食物及炊具清点了一番，随后看了看角落里外表斑驳的便桶，强忍着膈应掀开盖子看了看，好在里面空空如也，没有某些想象中的‘陈年积粪’。
长长的吐出一口气，赵彦看了看自己带进来的熟食——面饼、咸菜和熏肉，虽然从住所出发到入场完毕折腾了大半天，赵彦腹中却一点食欲也没有，便将考试的案板放倒，拿起行李中的毯子合身躺了上去。
此刻已是下午未时末，本应播洒人间的阳光被号舍的门板所阻，所以赵彦只能睁着眼睛，在昏暗阴森的号舍内无聊的发着呆。
贡院门外，随着应考举子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贡院门口，围观的人群已然散去大半，朱祁镇等二皇一太监的身影也早已离去，眼看最后一个举子的背影迈进贡院的门槛，消失在门后，剩下的大部分人却没有散去，而是依旧站在原地，脸上笑着，伸出手指对贡院门口那些戴着枷锁的身影指指点点，嘴里还无情的说着一些嘲笑讥讽的话。
贡院门口这几名戴着枷锁的身影有胖有瘦，有高有矮，有老有少，唯一相同的一点，他们都是此科会试的应考举子，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身上夹带写满字的纸条、书籍等物，结果连搜检这关都没过去，被军士搜检出随身的夹带后，按照某位上官的吩咐，将其披枷带锁立在这贡院门口，只等会试结束后再行处置。
一名胡须斑驳的半老举人紧闭着双眼，虽然瘦弱的身体在沉重的枷锁下有些颤颤巍巍、似倒未倒，却犹有精力低声呢喃着：“完了……何至于此……我如何这般蠢呐……一世的声名全毁了……”
其他几名想要作弊被揪出来的举子们，其心理素质未必便比这名老举人强多少，其中泪流不止者有之，怔怔发呆者有之，妄图与附近的军士解释者亦有之，前途一朝尽丧，由不得他们不绝望，然而奇迹并不会出现，等待他们的最轻处罚也是革除功名，终生禁考。
会试第一场的考题依旧是考四书义和五经义，从县试到乡试，又从乡试到会试，赵彦早已非吴下阿蒙。考题发下来之后，赵彦先大致浏览了一番题目，随后在脑中构思一番，之后才开始打草稿。
第一篇四书义的考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照例是破题承题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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