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这几天荆汝益三地的能工巧匠齐聚成都，他们要在成都建立一个私人书院，而这个书院倘若能够建成，或许可以向荆州书院一样改变益州教育的未来。
荆州这几年来的发展已经有目共睹，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在教育的领域，荆州都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现在的荆州常驻人口已经突破25万，这在三国这个时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有了荆州的榜样，益州自然是水到渠成，荆益两州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根基，汝阳的发展也在周逸的带领下蒸蒸日上，成为了三国时期长江中下游新兴城市之一。
荆州的根基比益州相对来的厚些，所以发展起来走的路子也相对来说简单些，益州的常住人口是20万户，这比起以前的荆州来已经是非常的多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益州一切的优势，把益州发展成一个至少能和荆州相提并论的大都市。
在我们发展益州经济的同时，我的老对手曹操不甘寂寞，他开始了西征的准备，这个西征的对象，很不辛的就是我邻居张鲁，早在阳平关之时，我与张鲁就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的条约。
经过我的游说下，新上任的傀儡汉灵帝顶住了来自曹操政治集团的重重压力，封赏张鲁为汉中王，这一点也让曹操非常之恼火，没过多久曹操假借汉灵帝的圣旨开始了西征的路程。
是冷眼旁观还是出兵相助？面对曹操来势汹汹的五十万大军，益州政治集团开始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阵营，一个坚持出兵相助，一个坚持冷眼旁观这次廷议上的争执，庞统与孔明第一次站在了对立面。
现在的我已经有足够的实力进行两线作战，张鲁可以不救，但是这个汉中却是必须拿下的，据前线可靠情报，曹操五十万大军西征，前锋多为西凉铁骑，不日便可抵达汉中门户城固。
这个最新的军事情报，也让原本争执的不可开交的两派一起闭上了嘴巴，毕竟如今军情紧急，两派人都知道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曹操有一个可趁之机。
而我的站位，可以说直接是决定了两派之间的成败，孔明是支持出兵相助匡扶正义的，而庞统则站在了冷眼旁观伺机而动的这一边，我个人是偏向庞统这一边的，虽然以庞统为首的这一派在道义上站不住脚跟，不过说实在的，打仗这玩意儿道义是不能作数的，昔日刘邦项羽的同盟还不是最后尘归尘，土归土？
张鲁和我毕竟是有同盟条约在身，以前我不是没有想过吃掉张鲁，但三国的舆论导向却不允许我这么做，经过三百年的汉朝统治，封建制度已经是根深蒂固。
汉武帝时期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成为封建正统地位地位铺平了道路。不过事实上汉武帝时期从来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法为主以儒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
然而汉武帝晚年杀戮太过，颇思悔悟。李广利伐匈奴不利，全军覆没，求神仙又不成，又因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懒，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武帝在轮台宫殿(并非新疆轮台)里下《罪己诏》：《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以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天下也因此又逐渐归于和谐，为昭宣中兴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不过汉武帝有一个做法却是我不敢苟同的，那就是他在经济方面，采取重农轻商，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大力打击奸商；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统一铸造五铢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
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执行了一个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也直接导致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始终面临着一个瓶颈状态，经济停泄举步维艰，虽然后面有“昭宣中兴”聊以**，然而到了西汉后期，国库空虚，钱粮入不敷出，导致了国家空壳的尴尬局面。
在经济上的制度我还是比较推崇宋朝的体制的，虽然宋朝在军事上不咋滴，但是宋朝在经济上却是封建时期毫无以为的霸主，就连好称盛世唐朝的天朝大国如果单论经济在宋朝面前也只有俯首称臣的份。
宋朝的国策重文轻武，轻国防而重经济，宋朝也是继唐朝后唯一一个取消宵禁的封建主义国家，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把强汉的军事制度与宋朝的经济制度完美结合起来，再加以后世的那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从而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能够取长补短的制度体系。
为了能够尽快的达成这个目标，我必须在汉中与老对手曹操来个了断，但现在发兵助张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五十万大军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不是我一口气能够吃下的。
益州的常驻兵力只有区区十万，加上我从荆州带来的部队，也不过才二十多万而已，而且这些部队90%以上都是步兵，和曹操的大军团骑兵对抗是没有任何胜算的。
第七十三章 围魏救赵(1/2),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