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初，都御史韩雍又奏准于肇庆、梧州、清远、南雄等地设立抽盐厂，对过往盐商“每官盐一引抽银五分，许带余盐四引，每引抽银一钱”，“名为便宜盐利银”，以备军饷。两广巡抚叶盛从制度上确认了销盐市场，而韩雍则进一步将余盐纳入抽银行列，拓展了合法销盐量。韩雍还将收米改为纳银，据说是“见得收积米多”。
既然目前朝廷已经放开了盐引，可以出银购买，那么就没有必要自己去搞私盐，可是成本太大了，章子俊纵有家财也经不起折腾，比如说，要弄到一盐引，就要花费五石粮去换，换好后朝廷还要每引抽银一钱。先说五石粮就是六百斤，此时的粮价是四到六钱银子上下，那么取个中间值算五钱银换一石粮，六百斤粮食换算成银子大约是三两银子。一引盐是二百斤，也就是说二百斤盐等于三两银子，最加上官府抽取一钱银，从盐场运往梧州的抽盐厂人工费、中转运费五钱银，从梧州发散到各地的驮运费，船运费，搬运费等，地方抽税又是一钱银，加起来大约二两银左右，商人的利润加个百分之三十的话，那么二百斤盐合计是五点四五银。再来换算一下一斤盐大约是三钱不到一点，二钱七分左右。在这中间不能有损耗，不能有额外的开支，也不能有各地方巡检司的克扣等，那么咱们再来核算一下猪肉价是每斤二十五铜钱左右，铜钱在明代穿成串，一般每串一千文铜钱，叫做一贯合一两银。也就是说一斤猪肉等于二分五毫银，按一钱银等于一百枚铜钱计，可买四斤猪肉。可想而知在明朝为何一斤盐要二钱七分左右吧。
从盐场到百姓手中，中间环节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因为一个中开法，弄的盐价过高，而不是产不出盐，还有就是大量余盐变成私盐。所以从成化朝起，不得不改良中开法，到目前为止，用银代粮换盐引的做法兴起。这样也挡不住盐价过高，加上靖江王府垄断了盐的零售价，广西的盐已经飙升到一斤盐一两银的地步，百姓只能造反了。
为了降低食盐运输成本，总督都御史秦纮许带余盐四引增加到六引，“仍照前例抽收”，“此外又有余盐，准令自首，每引纳银二钱”。“自首”盐斤的许可，意味着地方盐政对余盐已经极为宽松，商人只要愿意纳银便无私盐之忧。这样做的好处是原来只能购买到一引盐或是二引盐，运输成本一样需要开支，现在放宽可以购买六引盐，如果同样是装船运输的话，运二引盐的成本跟运六引盐的成本多不了多少。另外还公开上报私盐，只要再多付一引一钱的费用，私盐立马可变成合法的官盐。就等于是只要付银，想运多少盐即可。
等于是把盐引放开了，盐引只不过是表面上做个统计，不违反先皇定下的祖制，其实质还是解决不了盐价过高的现状。关键是从盐场出来的盐就要三两银，而盐工得到的盐银实际只有一引两分银，经朝廷官府一转手变成了三两银，除了交付国库外，地方上还是得到了大头，这些盐银开支早就分的干干净净，这也是无奈，朝廷为了理顺盐从制盐到食用者之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官场体制，一方提督主持各地盐政外，还有监察使，巡盐使，盐政司还新立了一个官职“盐法道”，这说明了巡盐官员经常外出，而巡抚又不能承担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要设立盐法路的缘故。盐法道是监察使的副官兼辅佐，他的职责就是上、下、。其次，盐法道是由监察使统辖。明朝时，三司都要受巡察使的管辖，巡盐御史的官职也改为“按盐”，盐法道都是隶属于官府的，所以巡盐官和盐法道之间，便有了节制和被节制的关系。
盐法道是各地藩镇的外事，而巡盐则是都察司的内务，这两个人都是外地来的，盐法道虽然名义上是“节度”，但并不是真正的“统辖”。从这一方面来看，盐法道在某种程度上是约束了巡盐的，这种影响在明代后期更加突出。明廷让盐法道勘合这件事情，说明盐法道和巡盐官员之间，并不是绝对的上下级，明廷对这两个地方的盐务，也有制衡和监督的作用。一般说来，两淮、两浙、长芦、河东的盐法道地位仅在巡盐御史之下，盐法道虽然归巡盐官员控制，但彼此之间却互不隶属，自成一体，监察官有空缺，盐法道暂时代理巡盐御史，与盐法道并列“院道”，“盐院”和“盐法道”，都是以“盐法道官”、“督察司”的名义。所以说明朝的许多官制就是这样拧巴。
说了这么多只是说明一点，大圩盐道衙门主事的马玠就属于盐法道衙门，巡盐御史也没有办法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