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伪造铜钱通过差价能够带来巨大利润。按照成化时的物价，一斤铜值银五、六分。按照当时的银、钱比价，一两银相当于八百文铜钱，一钱银相当于八十文，一分银则相当于八文铜钱。这样，一斤铜的价格便是四十文到四十八文。而一斤铜却可以制成铜钱一百五六十文。转眼间就可以赚两倍多的利润。当然这是按照通常的兑换比例，在实际交易中，这种比例都是有波动的。但不管怎么样，其中的利润是非常诱人的。
再来看看“代银券”，虽然是一张纸，可是要仿冒比仿制铜钱难度大，而且得不偿失，投入产出不成正比，要想仿冒出一张“代银券”，没有这样的工艺，首先就是纸张，先不说这纸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里面含有哪几种木质，采用的是多层厚纸卡片类，在工艺上又跟目前的造纸工艺不一样，是经过高温高压后，采用螺杆法层层压实，跟几百年后的扑克牌差不多，一半的大小，单单上面的各种云纹图案非常清晰细美，不好仿制，再有就是这色调油墨及字色也不好仿制，因为章子俊不惜血本，招募当今天下手艺最好的各种首饰工匠，在一个铜棍上雕铸而成母板，采用特制凹版印棍，印刷出来。
这种凹版印法，就是让工匠在图案上采用特制工具，在铜棍上一点一点敲出一个小凹点组成图案和文字，关键是小凹点在敲打时的深度和力度，最后打磨抛光成为印刷用的母版。这其中但凡有一点在敲打时用力过大，就会在后期的印刷中，油墨过多而外溢，形成字迹不清，这种凹版印刷法就是在一个铜辊上面雕出许多的凹点，这种细密的凹点组成需要的图案及文字，印辊在油墨中转动的同时，在上面有一片刮刀，会刮去印辊刚沾上的油墨，留下细密凹点里面的油墨，接着在纸卡上转动时，把凹点里面的油墨转印到纸卡上，形成了一次印刷。所以说，谁会去投入巨量的人工仿制一两银面值的“代银券”，再加上特制的纸片、油墨、防伪的各色云纹，特制的凹板手摇精密印刷机，就当完全了解制作方法，这一套下来估计没有百年是仿制不出来的。而章子俊还在研制更加复杂的套色印版机器，利用精密的传动齿轮数，作为精准的套色，为将来升级作准备。
平安府的“代银券”最小面值是一分银，按此时的汇价相当于八枚铜钱，而一钱的“代银券”等于八十八枚铜钱，当然一两银的“代银券”就是八百文铜钱了，特别是一些小商小贩，随带八百文铜钱就得雇人背着，而现在只是一张卡片就完事了，为此，在平安镇上的箱包商铺里面，还专门卖一种小巧的手包，这手包用羊皮缝制，里面层层叠叠分为七层分隔，专门可放置“代银券”，大小正好，在翻盖里面还有一块镀银小方镜子，还有一格最大可放几块手帕及一枚钥匙，手包一角还有一个手提套，可以直接套在手腕处，也能挂扣在腰间，这手包的大小也是一枚钥匙的长度，（古代的钥匙比较大，大约长度有十五公分）。不管是出门在外，还是诳街吃饭，这种小手包成了目前平安镇上有钱有身份的象征。就像是百年后七十年代时的手表，套在手腕上很拉风。
可是章子俊并不想大力推广“代银券”，因为“代银券”发行越多，就需要相应的白银及铜钱作为准备金，还要在各地区开设更多的钱庄为其兑换，无限的扩张对朝廷来说势必造成威逼，可以说在古代搞金融实在很容易，就说当前的伪造铜钱已成为了毒害，可是朝廷上下对此却无可奈何，也是因为官方铜钱铸造技术和防伪技术都不是很高。当伪造铜钱大量流通时，大臣们甚至建议将这些铜钱征收，然后再作为官方铜钱发放到民间使用。
其实章子俊私发“代银券”只能说是无奈之举，也是大量假铜钱的流入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普通百姓的生活环境恶化。加上旧铜钱的无法通行使得大量民户家庭财产缩水，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基本衣食都无法得到保障。则直接使得很多民户转变为盗贼，以致各地盗匪横行。就说目前走出延绥地区后，盗匪就多了起来，阻断商通，这才想出了利用“代银券”来稳定本地的物价，当然为了“代银券”不贬值，章子俊想了半天才想到跟粮食挂钩，粮食才是当下最重要的物资，这些年来整个榆林地区就数粮食最多，光一个河湾地区产出的各种杂粮，就能供几十万人口吃喝三年，榆林榆阳的粮食仓库，石湾的储备粮仓，镇川的战备粮草，这三个大型粮库全是这些来新建成的，除了这三个大型粮仓外，还有各地方的常平仓库，加上神木及河湾的战备粮仓，这就是底气啊，所以说“代银券”是跟这些粮食挂钩，粮食的种类很多，所以在计算时，章子俊跟几个老账房算了许多时日，因为西北不产稻米，目前河湾地区产量也不大，所以在合算时只考虑本地所产及各地方库存的黍米、菽豆、高粱、小麦、大麦、玉米、红薯、土豆、花生、南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