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北方种植豆麦的习惯已经成型，也就没有再次纠正过来。”
“一直到王莽时期，天下再次进入了一个寒冷期，北方粮食大面积减产……”
“到了光武帝刘秀继位，气候再次恢复正常……这次的温暖期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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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有明确记载，从汉安帝开始气候就开始反常。”
“有时暴雨连绵半年有余，有时天下大旱一年不见雨水。”
“反常气候的背后，就是整个大气候在发生改变……天下再次进入了寒冷期。”
“史书记载，汉灵帝光和六年冬大寒，东来、琅琊井中冰厚尺余。”
“曹丕去淮河督练水师，却发现淮河结冰。”
“三国时期东吴境内下大雪有三尺余……”
“这些记载无不说明，当时天下进入了寒冷期。”
“南方都尚且如此寒冷，北方有多冷可想而知。”
“寒冷气候一直持续到了晋朝建立才有所恢复，然后到了东晋时期再次进入寒冷期。”
“这次寒冷期一直持续到了隋朝建立才结束，然后气候逐渐升高。”
“等到大唐建立，气候已经恢复到了千年来最温暖时期，也是最适宜人类生存的时期。”
“吐蕃为什么会崛起？就是因为整体气候变暖，导致高原冰雪融化适宜农耕。”
“有了足够的粮食，吐蕃君主松赞干布才能南征北战。”
“而根据规律，这次气候温暖期会持续两百年左右，然后天下将再次进入寒冷期……”
“陛下还觉得研究古代气候变迁没有用处吗？”
李世民久久不语，这一套理论带给他的冲击，甚至还要超过之前的契约论。
都说夏虫不语冰，现在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一只‘夏虫’。
陈景恪给他说的这些，之前他连想都想不到。
但这套理论也让他产生了一种感觉：史书还可以这样去读。
原来这些天灾背后竟然还隐藏着这样的大秘密。
这个秘密有用吗？
可以说没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算知道了又能如何？
但对于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来说，简直太有用了。
可是他心中也有疑惑，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他不是偏听偏信的人，自然不会因为陈景恪几句话就相信。
但他也没有直接质疑，而是道：“我会着人去调查此事，待有结论后再说……继续说方才的话题。”
陈景恪颔首道：“喏，同样面对气候变冷的天灾，汉武帝能打败匈奴征服四夷，创下不世功业，但他的后人却只能亡国。”
“为何？”
“这当然离不开汉武帝自己的雄才大略，但细究就会发现，关键在于一个财字。”
“汉武帝通过种种策略，甚至连卖官鬻爵之事都做了，把财富聚集于国库。”
“正是有了这些钱财，他才能赈济各种灾荒，才能顶着变冷的气候打败匈奴和四夷。”
“到了他统治的中后期，国家的潜力可以说已经被他压榨的差不多了。”
“就算他有再多的手段，都无法再搜刮到足够的钱财。”
“于是他不得不颁布了所谓的轮台罪己诏，将国家的战略方向，从扩张变为保守。”
“汉武帝改变策略，是因为连年征战民间也没钱了，实在无钱可征。”
“西汉和东汉末年，尽管连年天灾，可是天下承平百余年，民间是有钱的。”
“准确说是官僚权贵手中掌握着海量的财富。”
“只是这些钱财被藏在达官权贵的地窖里，不能为国家所用。”
“就造成了一个局面，百姓和朝廷穷，而处在中间的达官权贵脑满肠肥。”
“而且这些权贵还趁着天灾人祸，继续兼并财富，让更多的百姓失去依靠。”
“这就是为什么汉武帝遭遇天灾，还能打出大汉天威，而后来的那些君主，却只能坐视国家走向灭亡。”
李世民再次沉默下来，他没有问‘为何不向达官权贵征税’这样幼稚的话。
再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其中的原因。
达官权贵掌握着权力和财富，他们有的是办法避税。
想问他们要钱？别做梦了。
把他们逼急了，大不了改朝换代。
陈景恪停顿了一会儿，给他消化的时间，才继续说道：
“王朝初期地多人少，朝廷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土地。”
“把这些土地分给百姓，就能养活无数人，而且朝廷还能从百姓手中征收到赋税。”
“如此百姓的日子还能过得去，国库也有钱，能做各种规划。”
“所以王朝初期往往都是一副蒸蒸日上的样子。”
“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财富是向着权贵流动的。”
“用不了多少年，那些权贵就会靠着各种手段，把财富聚集在自己手里。”
“百姓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少，连饭都吃不饱，还要缴纳各种赋税。”
“而那些权贵，掌握着海量财富，却一文钱的税都不用缴纳。”
“朝廷收不上税，就只能坐视各种天灾发生……最终眼睁睁的看着亡国。”
“有些祸根其实是从一开始就埋下的，比如权贵的免税特权，比如纵容权贵兼并财富。”
“陛下还记得我注解的《道德经》里，天之道的部分吗？”
李世民微微点头，道：“君主行天道，抑制土地兼并，给百姓活路。”
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陈景恪的解释是，人都有私心，人道就是要财富兼并。
那就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施行天道平均财富，让百姓能够活下去。
而能够推行天道的，就只有皇帝。
陈景恪进一步解释道：“君主行天道，既是给百姓活路，其实也是在自救。”
“若不推行天道，坐视财富兼并，用不了多少年朝廷将一文钱赋税都收不到。”
“到那个时候，又是一次王朝更替。”
李世民似乎反应了过来，皱眉道：“你绕来绕去，最终还是认为王朝兴替皆因土地兼并？”
陈景恪摇摇头，道：“土地兼并只是一个原因，真正核心问题是，朝廷如何有效的征收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