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科社出现之前，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反动社、空想社、宗教社、小资社等等。
在加上传统因素，不免在科学的理论出现之前，在大顺也就只剩下纯粹的“天下大同”这个选项了。
问题在于，天下大同，怎么走到？
之前，儒学一脉，争的是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
然而，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这套东西再怎么争，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小农手工业时代。
如今，时代变了，大部分人都知道，这套东西其实走不通，尤其是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很多人都认为，周礼、周官之类的书，多半是一些人为鼓吹王莽改制而写的……呃，“小说”设定。
和颜元、李塨等人闷在家里，俩人憋出来的一整套“官制”、“土地法”、“学校制度”、“税收政策”、“军制”等，差毬不多的玩意儿。
而现在，大顺这边唯一能撑得起来这个“对未来世界的美好设想”的，其实也就剩下刘玉的那一套东西了。
然而，问题在于，新学派当年为了防止被灭杀，只教“术”而不学“道”，大部分“道”的内容，都是潜移默化和只言片语的。
这也是社会条件所造成的某种必然。
就好比说。
法革，那是一群思想家在上、平民在下，而许多律师等中层，作为思想家和平民之间的联系。
所以，圣西门会说，法革那群人的口号，和他们反对的反动派的口号一样，空洞、辞藻。
而华革，则是本土派的哲人王，在山沟沟里，面对着一群文盲和基本没出过山的农民。
所以，风格是通俗且易懂的，是甚至能让半文盲听明白的。
而刘玉当初面临的情况，就是大顺允许有圣人，但一定得是死了两千多年的圣人。
皇权强势。
正值王朝中期，休养生息结束。
加之以史为鉴，还有“复古半圣意见领袖”安汉公、还有“一人易天下之学”王荆公之类的事。
故而，刘玉就只能以“臣子”的身份，做事。
而“臣子”这个身份，就注定了，新学一派里，很多话不能说、很多东西只能只言片语、最多只能自然秩序，上限就定死了。
这个定死的上限，撑得起“对未来世界的美好设想”吗？
如果刘玉没真的见过未来的世界，这么这个定死的上限，撑不起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幻想，最多也就是个空想——只有术而无道，也就意味着没办法自行的逻辑演绎出最终的结果。
问题在于，刘玉真的见过未来的世界，所以即便是定死的上限，只有术法，那么他依旧可以描绘出一个差不多的、听起来并不遥远的、似乎可行的美好的未来世界。
所以，在大顺这个缝合怪，此时早已注定的排异反应发生的时候，皇帝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把刘玉的尸骨运回来安葬？
后世有句话讲：天王杀天父，终究一场空。收拾包裹回家去，依旧做长工。
那要是“天父”早早病死、或者自然死亡了，而“天王”依旧还能得到指引、并且有证据表明依旧是“天父”在指引呢？
如果说，大顺的实学派，有一整套完整的方法论、逻辑思辨。
那么，创立者也不好使，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用方法论和是逻辑思辨，是可以推出后续的正确结果的。
或者说，如果大顺的实学派，学的是一套科学的理论，是可以通过逻辑演绎和运用方法论得出后续的结果，那么这一套是没有任何用的。
但问题是……刘玉，更像一个……先知。
而不是一个大顺的思想家、哲学家。
就像是，他可以漂亮地解出一道立体几何的题，但他连几何的许多基本定理都不教一样。
他只是个先知。
一个“预见过未来”的、可以“用此时的词汇形容未来”的、思想支离破碎的……先知。
而已。
因为没有基本定理，所以大顺走到这一步，有志之辈，迷迷湖湖，不知道该咋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而这时候，自然会有很多人，觉得，若是我实学派“先知”在此，定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