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意识上，还需要启蒙。需要理解啥叫私有制、啥叫自然秩序、啥叫国内的自由贸易。
所以，在法国，是“辞藻胜于实质”。
法国为什么之前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类型的全国性的混乱和面粉战争？
因为之前，光是和面包、商会、城市面包行会、区域封建等相关的、稳定面包价格的法令，就有七八十条啊。
为什么会出现全国性的混乱？
重农学派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地方的各种区域性法令、行会、垄断，用粮食做自由贸易自然秩序的样板。
因为丰收地区的底层，也不想让本地的粮食往外运，这会导致粮食涨价。
所以，饥荒的地方，囤货居奇，老百姓反对；丰收的地方，囤货收购，拉高粮价，老百姓还是反对。故而才出现了法国之前压根没经验的全国性的粮食问题。
这既可以说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幼稚病——脑子抽了吧？粮食你也敢完全的自然秩序，而且还在那大放厥词滴滴咕咕说不要干涉？老寿星上吊嫌命长了吧？
也可以说这反应了法国农业才是最主要的产业的现实，别的玩意儿改不改的意义不大，量太小。
而在大顺。
因为铁路的修建、火轮船的应用，但并不需要重农学派的启蒙，因为重农学派的那些东西大顺这边被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濠州贩枣子去东京城，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没听说濠州有法令说不准运枣子去东京城啊。
而铁路的修建、火轮船的应用，使得大顺出现了一波可能波及全国的混乱。
因为以前只能从濠州贩枣子推着小车去东京城，而现在可以贩枣子坐火车去五国城了。
之前大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的基础，法理上的国内市场、实质上的区域市场。
而火轮船和铁路的出现，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市场，成为可能。
也即是说，大顺不需要重农学派给人启蒙，因为大顺朝廷从来没禁止过，比方说江南的粮食不能往陕西卖。商人不从江南拉粮食去陕西卖的原因，不是朝廷的法令阻碍国内统一市场，而是因为千里不贩籴的商业规律。
故而，在大顺，是“实质胜于辞藻”。
当然，这里面最终的问题，还是物质基础。
法国没有农业革命、没有劳役修路、没有西欧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出现打破粮食区域性问题的基础。
而大顺若是没有火轮船、铁路等这些新的交通工具，以及对外扩张、沿海先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出现先发地区工业品对内地冲击的问题——没有火轮船，就算松苏的纺织厂已经搞出了走锭精纺机和织布机，沿江上运的成本，也压根不可能对江汉纺织业造成极大冲击——一二鸦之后的子口税、火轮船、内河通行，才让冲击传导到了九省通衢之地。
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前的大顺存在吗？
显然，当然不存在。
因为几十年前，大顺还因为两淮盐往湖北运的问题，朝廷上下头疼无比。盐这种一年吃个几斤的东西都因为运输问题头疼成这样，怎么可能会面临交通发展带来的区域性经济被打破的问题？
人，不能对着一张白纸思考出许多问题。能对着白纸思考的，那是先知，不是人。
那么，此时的大顺，能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显然，是可以的。
因为大顺已经在国内、国外，对这种冲击，进行了两次预演了。大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会从历史中总结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可能会正确地解决问题。
在内。
人的寿命毕竟短暂，而历史的变化又过于漫长且缓慢。
所以，大顺这边的人，或许不能意识到西域问题的变化，源于帆船发展和商路变化。
但是，在大顺活着的人中，可是真真实实经历过一场关于交通运输变化导致的诸多问题。
那就是大运河被废，导致的扬州衰败、鲁西衰落、胶东崛起、运河经济带崩溃等等。
这，可是肉眼可见的、一代人之内的、冲击感极强的、比西域因海洋运输而衰落更加直观的变化。
在外。
兰开夏的衰败、利物浦因为纺织品中心东移到了阿姆斯特丹而被打断发展、达卡的毁灭、苏拉特的起义……这些，也都是肉眼可见的、一代人之内的、冲击感极强的“历史”。
固然说，达卡的毁灭、苏拉特的衰落，和先进生产能力战胜落后生产能力关系不是太大，而是差毬不多的生产能力将原始积累中的商业霸权和国家强力的力量展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这是个稍微变换就足以以史为鉴的事实。
大顺这边已经有人研究过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朝着基本正确的方向去分析了。
比如说，鲁西地区的棉纺织业，因何而兴、因何而衰。
因为运河，也因为鲁西地区适合种棉花，加之距离京城消费市场更近，运河运输加成等，于是临清成为了北方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
因为废漕，也因为大顺对爪哇和印度的征服获得了更廉价的棉花、沿海地区的原材料粮食和技术资本的优势，于是鲁西的棉纺织业在挖黄河河道阶段的保护性出口政策下短暂存活了一阵后，终于还是毁灭了。
这看起来……似乎好像这也没啥，这点分析能力不也就是“中人之姿”吗？
但，事实上，这在大顺，可算是实学派的方法论真正走上前台的标志性分析。
因为，在此之前，分析鲁西地区的繁荣，角度多是诸如“近圣人之故里”；“孟母曾母既有纺织之事”；“女织男耕”；“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之类之类的。
当然，鲁西问题，是扬州问题的余波。
而扬州问题，给大顺这一代人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千年繁华，短短几十年间，衰败颓然。
而实学派必须要给出一个解释，一个“必要的代价”的解释，否则刘玉的一系列改革将要面临极大的质疑。
由是，这种分析方法，才迅速推广开。
从扬州的衰落开始，这种不扯犊子的什么“商业意识”、“民风”、“近圣人故里”之类的分析方法，才开始兴起，并且逐渐摸向了18世纪的经济学——17世纪的经济学，全世界都一个鸟样，英国经济学家分析英国为啥不行的时候，就大谈民族性，说英国的民族性不如荷兰，所以英国不行，迟早要完。
当然，几百年后的一些所谓经济学，弄得连18世纪都不如，反动回17世纪的水平，那是以后的事。
而就现在来说，大顺这边在政治经济学上，总算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固然说，围着刘玉的棺材，大顺这边的官员避开了大顺现在真正的大问题，但至少他们对于工商业的思考，还是有意义的。
只不过，工商业发展确实是未来，但怎么转型，绝不是简单的放开子口钞关、和不放子口钞关，这么简单的问题。政治和经济不分家，内地的两三亿小农问题……法国都知道砸面包店，难道这边不知道反抗冲击？